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试论鸦片战争对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产生、发展的影响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既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又促使中华民族的猛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耻辱与奋斗,痛苦与觉醒交织在一起,中华民族经受了严重的考验。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它没有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垮,反而在抗争中觉醒,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随着自觉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增强,中华民族不仅保持了自己的伟大形象,傲然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且还为自己的强盛和向前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从“差序格局”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

差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把"金钥匙",前者侧重微观层面,而后者侧重宏观层面。该文力图探究如何实现从微观层面的差序格局到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即发现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理论的宏观推论。笔者运用"同心球"模型,重点研究了"民族"在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此实现两个理论之间的跨越:在"己-家-民族-国-天下"体系中把握"群体"的特点和意义,在动态当中把握差序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联系。     

社会转型期中的工具性“差序格局”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概念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仍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特征。"差序格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特征、性质、主体、形成机制四部分组成,其中,形成机制是基础,当它发生变化时,其他三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期中的"差序格局",由于其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进而其特征、性质和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后的"差序格局"被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而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则被称为经典"差序格局"。就其要义而言,前者更加重视"利",后者则相对重视"义"。     

文化生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族群格局的建构是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地位不只是官方倡导、推动汉文化的结果,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发挥影响的还有汉文化在族群观念上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中华帝国在文化生产形式、文化制度上的某些特征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作为民族实体凝聚的中华民族

文章认为中国各民族已形成多元一体的关系。这关系使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 ,使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而凝聚。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 ,是否符合民族定义 ?是否会否定汉、藏、彝、回等各民族作为民族的存在呢 ?本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做出回答 ,并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做出新的论证     

费孝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价值

费孝通中华民族观是费孝通在长期研究和调查基础上提出,并且不断阐释的关于民族的观点。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其学术渊源与费孝通早年学术思想形成、自我学术反思密切相关,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族历史转向、民族调查研究经历。我国多民族交错杂居现象,促使费孝通从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转而将民族理论研究提升到对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层面。费孝通中华民族观的学术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多民族交往关系的历史过程阐释与田野调查分析。     

身与身外:儒家的一个未决问题

费孝通对儒家的“差序格局”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儒家在社会合作理论中存在的一个内在困难,即儒家道德体系一直都没有完成普遍性的理论构造。也就是说,儒家理论并不是一种超越其实践情景的纯粹理论,其普遍原则总是消失在具体情景中。长期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儒家未能反思自身理论上的不完善,但这个内在困难或悖论在儒家面对现代挑战时显露出来。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吗——关于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考之二

民族象征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或者徽号,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具有广泛认同,深入人心,突显民族精神和独有或特别的特征。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体。龙虽然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但还不足以成为全中华民族的象征。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团结更应该强调认同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学与中华民族研究

中华学是关于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发展所催生的新学科,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深刻自省自觉的学术产物     

国家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自觉

国家主义是促进中华民族自觉的理论之一。它在理论上树立一个价值本位———“国家”,再把国家的含义放大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的结合物,把结构复杂的中华民族塞入其“国家”的框架内,以此塑造nation式的中华民族。国家主义派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缺欠,又在中华民族自觉进程中被淘汰。     

论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疆的培育与弘扬

当今世界,民族精神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全民族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精神基础和纽带。新疆在中国战略全局中占据特殊地位,在该地区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显得尤为重要。结合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新疆独具特色的"四个认同"和"兵团精神"已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在该地区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该文对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疆培育和弘扬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结合新疆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提出了建议。     

论中华学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促进

中华学能满足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精神前提的认识自己、自觉自己的需要 ;中华学的研究宗旨、中华学的实质、特征、研究原则、功能作用都要求它给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持。因而 ,中华学能够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汉族案例: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必然会形成一些阶段性的民族融合成果。其中汉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案例，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密切联系。     

华夏民族的水崇拜

文化的起源与文明的兴衰无不与水有关。远古的先民在对自然即“天道”的膜拜、祈求、恐惧、屈从的漫长过程中缓慢地、辩证地认识了水,进而产生了水崇拜。水的“无为”特性被扩展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道”。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

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极富创见的结构图.但在具体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应从汉文明的扩展和传播及少数民族对汉文明的认同、仰慕的角度来理解;对费先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观点的解读,则应有一个层次性和时间差方面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