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阐释与重建--论诗的可译性

对诗歌的可译性进行探讨,表明诗歌是可译的,诗歌翻译离不开对原文意义的阐释与重建.译诗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诗歌的可译性.诗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也是可以移译的,虽然完美的译诗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但通过对原诗意义的再创造,译诗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不是给翻译设置了障碍,而正是给翻译开了绿灯.诗的可译性是以意义的确定性为基础,又是以其不确定性为旨归的.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漫谈诗歌翻译的艺术美

翻译也是一种艰难的创造。鲁迅说:“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翻译难,诗歌的翻译更难。近几年来,翻译界出现了一派昌盛的局面,但有一些过去存在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如文学翻译的艺术美问题,这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突出。 诗歌翻译是一门艺术,它有本身的美学原则。译诗的艺术美,包括形式美、声律美、情感美、意境美。这也是诗歌创作所应具备的几种素质。译诗如写诗,要满怀激情,进     

在译与不译之间:诗歌翻译浅谈

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 ,以“功能对等”原则为理论基础 ,提出“译诗为诗”的原则。诗歌翻译是在两种语言、文化中进行选择和取舍 ,即在内容和形式上 ,以语言、文化为标准进行取舍 ,以求达到原诗和译诗的平衡和对等。译诗以原诗为依据 ,但并不等同于原诗。因此 ,诗歌翻译是在译与不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最恰当地传达原诗的意旨。     

谈译诗

文学翻译难 ,译诗是难中之难 ,因为诗歌翻译除了要再现原诗的思想内容 ,还应该解决如何运用和原诗同样精练的语言、富于音乐性的语言来驾驭原诗的形式。本文初步探讨了译诗中应该把握的三种关系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戴着脚镣的舞蹈——谈诗歌翻译不可能的可能

诗,是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故诗歌比起其它文体来说,翻译难度要大。就诗歌翻译来说,其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存。但诗歌翻译却是"不可能的可能"。从汉诗和英诗的各自特点出发,并分析了阻碍互译的潜在因素,希冀借助文化、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对英汉诗互译作尝试性的认识。     

马君武与近代诗歌翻译

近代诗歌翻译在近代翻译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诗歌翻译作品在整个翻译文学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在译介外国作品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外国革命性强的作品的译介。作为近代译诗"三式"之一的"马式"创始人马君武,在译介外国诗歌方面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而马君武的翻译风格在近代诗歌翻译中很有代表性。     

汉彝诗歌翻译三要论——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

文章以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为据,提出汉彝诗歌翻译应做到的三个要素:一是产生共鸣,创译意境;二是重建符合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系统的韵律;三是根据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特点重建诗形。文章还讨论了这三个要素各自的特性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三者之间既有相互连惯,相互补充的关系,又有相互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是缺一不可,起着整体效应的三要素。     

从文化视角看诗歌意象的传译

诗歌是一国语言的精华,是一种文化的结晶。诗歌翻译是不同民族间深层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即意象,译诗即译意象。本文试图从文化视角,通过移植和改写两种方式来对诗歌意象成功传译的例子进行剖析,意在说明怎样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意象,最大限度地减少诗歌翻译中的文化走失。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闻一多论译诗

<正> 早在后汉、南北朝已有人开始译诗,但迄于晚清,有关诗歌译论的文字尚无片言见于文献。南社胡怀琛1914年出版《海天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初探诗歌译论,虽多属感性认识,已触及某些本质性理论,可视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滥觞。“五·四”新文学运动勃兴后,形势骤然一变。译诗日多,译论迭出,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闻一多等于创作、翻译之余,竞相撰文研究译诗的得失,逐使我国诗歌翻译理论初具     

唐诗《行宫》的几种英译对比

诗是具备意美、音美、形美的"绝妙好词".翻译诗歌也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三美.文章根据这个译诗原则对唐诗《行宫》的七种英译进行对比评述.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译诗的原则

我因为喜欢读诗,所以喜欢写诗,也喜欢译诗。读了不少译界前辈的译诗理论,确实受益匪浅。然也终有疑惑。因翻译界前辈各自成一家之说,诗当如何如何译,诗当又如何如何译,众说纷纭。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想,诗歌翻译有一条大家都可遵循的原则吗?本来,作诗者情之所至,信手写来,如行云流水,无迹可寻。因此,作诗法之类的东西想来是不应有的。但作为诗歌翻译,却是一门科学,应是有迹可寻的。于是我想,译诗原则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有的。     

从许渊冲诗歌翻译看文化转基因的再现——以许渊冲先生所译《游东田》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转换的交流活动,而且是两种语言背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特殊表现形式.本文以许渊冲先生所译南朝诗人谢胱的名诗<游东田>为例,通过"以创补失"和"三美"论,解读许渊冲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在译诗中的再现,从而论证诗歌翻译不是复制原诗,采用"拆散、重组"文化基因的移植方法可以实现以诗译诗,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