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之比较研究

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以一组对立的概念出现，关于为情而造文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肯定与重视，但为文而造情一直遭到尖锐的批判，只有个别学者加以研究与肯定。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目前尚未开展，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文学本位，正确对待儒家传统文化。     

从摩登到真情:赋体流变一瞥

赋是《诗经》六义之一,本义为“铺”刘勰所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其后,荀卿以《赋篇》爰锡名号,屈原、宋玉以楚骚广其声貌,于是,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呱呱坠地.从文学形式上看,赋的流变经历了从韵文、骈文到散文的过程.从文学精神上看,赋则由为文造文到为文造情,最后发展到为情造文的境界.三段曲式:为文造文·为文造情·为情造文汉代,是赋的摩登时代.此时,辞赋家多为帝王的公卿大夫、言语侍从.他们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迎合了帝王附庸风雅和好大喜功的心理需要,一时蔚为大观.     

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移情"说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始终与主体的情感投入密切相关,在创作方面,这种创作不仅营造了主体的"心灵敏感区",使其创作具有了"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的良好缘起,而且还使得作品因带有主观色彩而成为鲜活的生命体;在鉴赏中,主体情绪的投入既同作品的"动之以情"互动,同时更是读者赋予作品新的内涵的关键所在.     

从"文"到"文学":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不仅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的意义所指迥然不同,而且与传统文论中"文"的概念亦有许多差异.从"文"到"文学"观念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转换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发展理路,从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从《文选》选诔看萧统的诔文文体观

萧统《文选》对诔文的编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诔文文体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的指导下,他所选八篇诔文皆为魏晋以降之作,且多是为亲朋好友而作的私诔,体现了其对魏晋时文时风的推崇。诔文内容以述德和表哀为主,萧统更注重个体哀情的抒发;在艺术上,受当时追新逐丽文学观念的影响,偏好于驰骋文采之作;在诔文体制方面有比较灵活的认识。此外,对楚辞体诔文的选取,反映了萧统对诔文发展演变轨迹的准确把握。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诚实与文质:《文心雕龙·情采》礼文义理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融会礼文义理甚值得重视。礼文是礼学建立的文理,由言行举止,到服饰器物,都要求跟礼义相应。《周礼》所言"情"者,皆指为诚实义,唯有君子诚其意而能备之。郑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情与实明确为君子的美质,也是作为"诚于中,形于外"的根本条件,这为刘勰将礼文义理移用于文论,铺设了桥梁,在《情采》中所见尤为明显。由此发现刘勰于《情采》所致力开发的,是一套为君子而设的立文之道。而且这些礼文观念实皆有得于郑注,因此若注意到刘勰融会礼文观念于文学理论,则同时应重视郑玄对于其中关键概念的诠释,是为礼文与文学开示了共同基础。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现的"空间转向"带来了对传统空间观念的极大挑战,文学研究是构成这一转向的重要组成.由此,"空间转向"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观念,文学研究如同文学一样成为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一种独特空间.     

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

"文载道"和"诗言志"是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传统文论命题。但它们之间既具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明显的歧异。这种歧异既存在于"道"与"志"、"载"与"言"所具有的不同"指向性"上,也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基础所倾向的不同侧面上。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文载道"根植于名教伦理,"诗言志"则根植于言心合一。前者必然导向文学的外部教化功能,后者则暗示出文学的内在情感起因,而易于导向文学与内在心性的本根性关系。"诗言志"内在地包含着"诗缘情"的萌芽,而外在地预示了"文载道"的可能。     

论汉语抒情文本的“忘情策略”——以《古文观止》为例

古代汉语文本的抒情策略其实是一种"忘情策略",即在文本建构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隐藏情感,仅以迂回的方式对情感进行暗示并引起读者的情感反应,或者以程式化的方式来传达情感。《古文观止》所选的诸多抒情文本皆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为我们研究汉语文本的抒情策略及自我指涉性质提供了极好的样本。     

张天翼童话:成人化的表达方式

张无翼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囿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教育传统,囿于时代的政治目的,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天翼把童话创作当作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采用了成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为执着于现实的创作立场、远离童心的旁观视角和对儿童情趣的理性化营造,在讲故事的同时为儿童讲述着成人经验里做人的道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研讨的回顾与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提出之时起就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格局的推陈出新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著史方法,更是一种新的著史理念,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构想对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仍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忽略了现代中国时期一些文学形态的存在价值,没能完整反映出现代中国时期文学的发展面貌。     

"写长法"的试行和探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英语教学改革“写长法”提出以写长作文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以量促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调查数据表明“写长法”引入东华理工学院后得到该院学生的认可,并认为写长作文有助于他们英语水平的提高。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诗兴活动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

"兴"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兴"从创作对象的角度来说,倡导缘物而感;从作者主观方面来说,提倡寓情写意;从主客观合一的作品层面来说,倡举意在言外、回味无穷的审美境界。通过对"兴"的考察与分析,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传统的心物关系与灵感理论的基本特点。不仅诗兴活动是中华民族对待心物的审美态度在诗学精神中的升华,而且中国诗学精神本身也正是通过"兴"这一重要范畴显示出来。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作文教学问题归因探析

作文教学到底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写作学什么,怎么学等基本问题没能解决好。究其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作文教学本真的缺失。表现在感悟的导向以认同为主,知识的呈现以静态为主,学生所写以他人的要求为主。二是作文教学目标的错位。作文教学到底是为政治还是为生活?应该重文学还是重应用?三是作文教学环境的封闭。选材面窄,缺乏开阔的视野,闭门造车,缺少体验的过程,简单迁移缺失创新的灵感。四是作文教学策略的失误。注重模仿,文体中心,强调套路等教学策略使作文教学止于应试。五是作文教学评价的误导。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内容的积极意义,过分看重体式的规范周整,过度青睐语言的华美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