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白居易中晚年涉道诗之“矛盾”新解——兼论白居易的宗教信仰与佛道二教之关系

从唐朝诗人白居易诗歌中可知:他早年好道,中年曾亲自践行道教炼丹术,至晚年仍在炼丹。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白居易中晚年涉道诗中也有不少否定道教丹药的内容,所以其言语行为有明显矛盾;部分学者还因此认为白居易对道教并未深信,不如信佛教虔诚。其实,白居易中晚年追求的是《周易参同契》所描述的能使人长生成仙的"还丹",否定的则是"资嗜欲"的其他丹药,其中晚年的涉道诗并不存在矛盾;白居易虽一直未炼出"还丹",但他并未彻底否定相关道教炼丹术的真实性。白居易也曾信仰佛教禅宗,但修道服丹直接使肉体成仙才是其"第一志愿",学佛禅求心灵解脱不过是其求仙不成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佛禅修为始终停留在较肤浅的层面。白居易虽自号佛教"香山居士",然其崇道程度更胜于崇佛,明确这一点,对于准确认识白居易生平思想和相关作品有重要意义。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试论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创作的矛盾变化

白居易的生活,一般以元和十年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主张诗歌应该积极干预时政;后期则注重诗歌抒情咏物的功能。反映在创作上,前期以“讽谕诗”为主,后期则以“闲适诗”、“感伤诗”为主。本文试图分析产生这种种矛盾变化的原因,并对其后期创作作一简单的分析评价。     

论高适的佛教意趣

高适交往僧侣、皈依密宗,曾接触到一些佛教义理,其诗歌中常引用佛教词语,一些诗作中还流露出淡忘世事、追求清净的心理。高适创作十余首登临佛塔寺阁之诗,诗人常在高阁巍塔上感叹造物高远,并联系佛教义理生发感悟。高适对佛教义理理解始终肤浅,诗中描述的澹然空寂之心灵境界,反映诗人于仕宦困境中矛盾犹疑的心态。     

文言梦小说与宗教文化心理

以梦境原型或以梦境形式加工而成的文言梦小说反映了作家的显意识与潜意识，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宗教文化心理。受原始宗教、佛教、道教文化心理影响创作的梦小说，以其丰富性、神奇性艺术地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小说创作。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辛弃疾诗歌新论

辛弃疾现存诗歌数量虽少,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创作的基本情况。鲍照、邵雍不如学界所论是辛弃疾诗歌创作学习的主要对象,而陶渊明诗的内容、白居易诗的朴拙风格对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从辛弃疾诗歌的理性思辨色彩、大量用典的特点以及运用"点石成金"的江西诗法进行创作等方面来看,辛弃疾诗是典型的宋诗。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踏着“四季”节拍舞蹈的诗人——论陆游诗歌的季节性及抒情特点

陆游是诗歌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全年候"诗人。一年四季,不论气候冷暖寒暑,他都能保持旺盛的诗歌创造力。他时刻感应着四季的物候变化,他从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材诗料,创作了大量季节特点鲜明的抒情诗。他用诗来思考,用诗来言说,是一位踏着"四季"节拍舞蹈的抒情大诗人。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从王维诗歌看“诗禅合一”

从佛教禅宗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协调一致的基点入手,站在诗歌欣赏的角度,剖析王维诗歌所追求的禅意与诗境.诗人从山水景物中感悟禅理,沟通禅与诗,把诗歌的热烈浪漫、静虚空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神思飞越、静穆怀想,最终把宗教的体验转化成诗歌审美的愉悦,开辟出中国古典诗玲珑剔透而又蕴含丰富的"诗禅合一"的艺术境界.     

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白居易的诗在文学史上以"讽喻"和"直白"而著名,这也成为了描述其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格时的常用标签,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白居易的讽喻诗存在两大"困境":一是讽喻诗的实际讽谏效果远远没有达到白居易所预期和后世所想象的程度;二是虽然白居易十分推重自己的讽喻诗,但当时社会所欢迎的却是白居易其他类型的诗歌。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论劳伦斯诗歌《蛇》中两种意识的冲突

在<蛇>这首诗歌里,劳伦斯讲述了人与蛇遭遇的故事.诗中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人在与蛇遭遇时的心路历程.这一短短的过程中,诗人的意识里充满着激烈的矛盾与斗争.本文从蛇的象征意义出发,分析蛇与性意识之间的联系及宗教与性的关系,并结合对诗歌的细读,论证这种矛盾与斗争主要是性意识与宗教意识的冲突与斗争.     

论白居易诗中的爱情婚姻观

论白居易诗中的爱情婚姻观孙兰廷白居易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有唐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坛上，其贡献是令人瞩目的。他写了大量的爱情婚姻诗，这些诗反映了他的爱情婚姻观。探讨于此，对白居易思想和创作的深化研究，庶几略有裨益。一、继承“相敬如宾、始终如一...     

约翰·邓恩神学诗中的神圣与世俗元素研究

约翰·邓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诗是诗人自我灵魂的剖析,是他对宗教的沉思。诗歌的主题涉及罪孽、最终审判、死亡与救赎,体现了他内心的挣扎和焦虑。神学诗中流露出了邓恩对上帝的虔敬,反映了他害怕上帝不肯宽恕自己的恐惧和对上帝的祈求,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他难忘亡妻的俗世情缘。作为神职人员的邓恩创作的神学诗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世俗元素。     

论互文视野下的《源氏物语》与《长恨歌》

《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创作深受白居易诗歌《长恨歌》影响,两者之间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再到审美意识都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紫氏部深谙白居易诗歌,《源氏物语》中与白居易诗歌相关的部分就有近百余处.因此可以说,白居易诗歌构成了解读《源氏物语》的重要"前理解".紫氏部借用《长恨歌》的"悲剧"情节,既是在歌咏男女主人公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在悲叹人世盛者必衰的"无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