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问题

博弈已经成为煤矿安全政策有效执行的"瓶颈"之一。利益主体博弈主要由利益差别、利益分配不均衡、特殊利益和高得益额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导致煤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煤矿政策执行成本增加、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和削弱煤矿政策的有效效力等四个消极后果,损害了煤矿政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此,中央政府以后应当从加强利益整合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削弱地方政府间博弈,加强政府间合作效应,完善行政问责,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建立健全煤矿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设,促进煤矿政策良好执行。     

权力与非权力寻租的数学模型

寻租活动的数学模型表明，在决策主体希望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廉政建设的一个有效措施是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使权力执掌者利用权力进行寻租时付出巨大的代价。     

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衡量分配的"公"与"不公"的标准是人们在起点、过程和分配结果上是否"公正".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是"平均主义"、"不合理的收入悬殊"和"权力参与分配",但就其实质来看则是规则不公.把平均主义排挤出分配领域,合理确定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效控制权力参与分配,要通过加快改革、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加以解决,核心问题是要构建一套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论自由的边界——对《论自由》的一些思考

密尔在《论自由》中主要思考了社会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分析证明社会权力运行遵循"多数决定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了"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个人必须拥有社会自由,才能对抗"多数人的暴政",才能保护并实现个人利益;也指出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出一道边界的原则: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即是社会权力不可侵犯的领域,就是个人的社会自由领域,并且驳斥了各种压制个人自由的理由,为此进行了精彩的辩护,肯定了自由对个人的重要性。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转型时期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构性分析及治理

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使其具有扩张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从而出现公共权力异化,并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表现为权力腐败。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的调整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经济根源,集权政治遗风的影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政治根源,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法制根源,政治伦理建设的滞后是公共权力异化的道德根源。有鉴于此,应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公共管理者的利益最大化;加快权力结构调整,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快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社会权力的构成及其阶段演进特征

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手段说、强制说、能力说和选择说四种,这些定义都没有揭示出权力的组织化特征,未能对“权力的构成”作出回答,难以对权力的运动和阶段划分得出理性的认识。从新的视角看,权力应该是个人或团体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占有和分配,并为此建立群体认同的人类行为。权力是由利益、组织、规则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要素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推动着权力沿着从最大化向最小化方向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权力阶段、相对权力阶段、公共权力阶段。绝对权力阶段以组织利益与规则利益的高度重合为特征,相对权力阶段以规则利益高于组织利益为特征,公共权力阶段以非权力组织的高度发育和规则的简约化为特征,并且权力在受到最高程度的制约后(即最小化)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只有权力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制约,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才能获得广阔的空间。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权力解析及规范策略——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视角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是通过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事业组织,依法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利,并行使相应的行政权力。而权利与权力的对立关系中权力对权利的异化和背离,导致高等学校的"实然"行政权力和"应然"行政权力不相匹配,甚至"应然"行政权力被"忽视"或"超越",导致权力的泛化和异化。可以采取制定《学校法》,保障高校行政权力规范运行;完善《高等教育法》,优化高校行政权力规范依据;贯彻行政法治原则,强化高校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加强权力监管,构建高校行政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等策略来加以规范。     

高校课程管理主体之"权利"与"权力"

高校课程管理中,权利主体的类型与层级多样性决定了课程管理"权利"的层级差异性和双重性等特征.这要求不同层级的权利主体应该被赋予相应的课程管理"权力".但现实是课程管理组织中的权力优势集团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课程管理权力的分配,并直接导致了"个体化"课程管理权力的"泛化"和高校课程管理微观层面主体之权力"缺位"等问题.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论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资源

权力论题迄未进入中国法学的主要研究视野,这同中国的旧有传统和学术方式颇有关联。西方自希腊以降,一直以权力论题为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主旋之律,权力界说驳杂而富足:有罗马人的"能力说",霍布斯的"因果关系说",韦伯的"可能说",伯特兰·罗素的"结果说",萨托利的"力量说",还有迪韦尔热的"影响说"。考察古今权力现象和权力界说,权力实际是一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资源。权力能为人们带来好处,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对社会主体和其他资源发生影响;权力体现主体之间和资源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以直接强制性为后盾。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在现代法治环境下,它能充分显现正面价值;在落后昏暗的制度下,它会弊病丛生甚至肆意为虐。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本性使人们无法与权力脱离关系,人在多数时候都处于权力的网络之中和权力的支配之下。权力握于谁手,意味着他与相关的人和组织形成什么样的连带关系,意味着什么人可以获取何种社会资源。     

利益驱动视角下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法律调控

通过引入利益驱动理论,深入地剖析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成因和现状,指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导致我国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农村利益结构多元化,农村利益差距扩大化,导致了农村利益冲突显性化,加剧了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协调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冲突,缓和矛盾,就要在法律的机制里引入利益驱动理论,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增强法治观念,落实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各农村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调节收入分配,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有效畅通的各农村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渠道。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     

基于渠道权力理论的茶叶流通效率提升研究

近年来,我国茶产业在生产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但在茶叶流通不断推进升级的过程中,流通体制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茶叶流通效率的瓶颈。通过对渠道权力理论的概述,分析了我国茶叶流通渠道特点以及权力结构和渠道权力结构中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发展茶叶专业合作社、培育多元化流通主体、改革政府政策支持手段,有效解决茶叶流通渠道中权力结构失衡的问题,从而解决"小茶农"与"大市场"的矛盾,促进茶叶流通效率提升和茶农增收的对策。     

论大学内部权力与知识的匹配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高等学校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关注的话题,这些研究主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和组织结构的角度,揭示了大学内部不同利益间的权力分配和相互作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构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保持知识与权力的匹配。     

文化政治视角下“新媒介贬损”现象的成因探析

新兴媒介的出现,通常会引起一种"新媒介贬损"的社会现象。尽管贬损的对象随时代而变,但其所使用的话语却存在一种重复性,通常表现为宣称新媒介会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导致文化的崩溃或堕落、使人丧失了某种崇高价值等等。媒介作为一套社会文化制度,其建立、巩固与衰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以文化论争面貌出现的"新媒介贬损",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游戏":新媒介出现后,社会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被打破,出现旧有文化权力的"统治焦虑"和新兴文化权力的"上升欲望",而对媒介的贬损与褒扬实质上是不同权力主体对媒介文化资源进行争夺与守御的话语实践。     

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大学管理中传统的"权威权力"运作方式,忘却了管理中人的意义和自由,加速了人对管理的被动化、从属化和工具化,导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权力主体际之间的决然对立,致使管理中的人被物化和异化而失去个性和创造力.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来临,重新审视"权威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大学管理的权力运作中引入"对话权力".重视对话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大学管理场域中主体生命内涵及其价值的回归与再现.对话权力将为大学管理中权力的运用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及其治理——以利益输入为视角

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当前基于群众路线的权力精英"内输入"机制由于其间接性、滞后性、不规范性和低回应性,极易导致收入分配领域的利益输入失衡,具体体现为利益输入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利益输入机会的不均等性、利益输入组织发育的不平衡性和利益输入效果的非均衡性,这是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构建内部输入和外部输入相结合的利益输入模式,规范强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利益输入行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输入能力,健全利益输入的反馈回应体系。     

积极应对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由权力资本、城乡分割、地方垄断、行业垄断以及"灰色收入"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基本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积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应改革税收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能力;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扩大就业,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