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关系、组织参与、政策制度和社会关注四种类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类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不同;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促进其城市融入,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个人关系、组织参与和政策制度三种类型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促进其城市融入;政策制度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群体社会服务现状及其对策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成员身份定位及社会福利资格是当下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社会质量理论通过个人与社会、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等两个关系维度建构了考察社会生活整体状况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导向意义。因此,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分析和考察农民工群体社会服务需要满足现状,探讨提升农民工群体社会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很有必要。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国家向农民工群体提供集体消费的供给,以满足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建构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在不断调整中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促进融入的整体变迁,逐步趋向合理与完善。根据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可以把这个变迁过程划分为流动控制模式阶段、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和发展促进模式阶段等三个阶段。政府基于由社会精英来谋划和诠释的某种城市发展理性秩序,并借助高度"计划性"的权威强制力加以实施,是流动控制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农民工生存现状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的伦理道德底线,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承担起对农民工生存保护的社会责任,是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在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价值诉求从基本生存层面向发展层面转变。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社会政策需要确立社会整合策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这应是发展促进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     

社会流动视角下群众体育发展的新特征及对策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革,带来了社会的大规模流动,也给群众体育发展带来了新的特征和问题,使得农民工群体体育发展更加具有重要性、复杂性、灵活性以及艰巨性.要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将农民工群体体育工作逐步纳入城市群众体育工作体系;深化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体育运动形式,开展资源占用量少、覆盖面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加强农民工群体体育维权工作,保障其体育意志的实现.     

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

本文讨论了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群体社会保护的功能及其意义,认为应明确将“反对社会排斥”作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的推进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生存权保护与发展权保护并重,注重城乡统筹,且要依法推进,循序渐进。     

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回顾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需求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壁垒和社会政策的缺位,但通过回顾,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前进脚步从未停止。而农民工作为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者,从被动服从政策安排转向积极寻求政策需要,政策制订必须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才能让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初衷与预期结果完美契合。     

从矛盾视角看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因素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产物。矛盾表现: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农民工社会身份与职业角色的错位;农民工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城市次属劳动力市场和低水平的劳动交换关系;农民工政治地位与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平等的劳动就业权难以得到保证,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缺失等。     

内部市场与统一的社会政策

内部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统一的社会政策对于内部市场建设的必要性通过商品再生产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内部市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是内部市场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统一的社会政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得到体现.作为协调、改善和稳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内部市场范围的社会对话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社会认同视域下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形成机制

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社会现象,是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劳动权益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普遍反应。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千余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Bootstrapping算法,探讨了农民工在劳动场所偏差行为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雇佣歧视不仅直接导致农民工偏差行为的出现,而且还通过人际冲突间接引发一些负面行为;自我监控负向调节了雇佣歧视与人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在雇佣歧视与偏差行为之间显现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即雇佣歧视与自我监控的交互作用通过人际冲突对劳动场所偏差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应该从削弱雇佣歧视、改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监控能力等方面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以减少农民工劳动场所的偏差行为,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社会服务问题探析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成员身份定位及社会福利资格是当下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社会质量理论通过个人与社会及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双重维度建构了考察社会整体状况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导向意义,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社会需要,发现服务性福利缺乏是造成农民工制度性排斥的重要因素,亟待提出解决的建议对策。     

从互斥到共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与城市关系重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现实中农民工与城市间所存在的互斥关系,既影响到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也阻碍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社会排斥的研究视角适用于分析农民工群体,能在探索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方面提供更为深入和独特的研究方向,并能对农民工与城市间互斥关系的发生做出解释。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消除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重构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使二者从互斥走向共生:一要避免人为区分,塑造包容文化;二要营造宜居环境,加强心理疏导;三要实现分类治理,推动阶层流动。     

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探索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历经十几年的努力,目前仍然处在相对混乱的多种制度模式并存、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明显受损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缺陷,其中包括政策缺位、政策冲突以及政策取向偏离政策目标等;其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这是导致该制度建设陷入困境的更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十大问题与出路

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要保护其合法权益,需要解决以下十个问题,一是为农民工打开制度镣铐,进行法律制度创新;二是反对歧视,平等对待农民工,尊重农民工的平等权;三是变身份不明为身份合法,赋予其合法主体资格;四是处理好劳动关系中意思自治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五是解决自我保护和组织保护的关系;六是处理好农民工维权中立法问题和执法问题争议;七是针对维权成本高的现状,实行司法特护;八是针对农民工的贫困现状,建立制度化的法律援助通道;九是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十是处理好农民工回乡和进城的选择,通过法律制度的发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融入研究

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城市学校之后的教育过程中的融入困难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有着深刻的体制、政策、文化和个人等多层面的原因.为此,应从城市教育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完善教育政策、提高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多元文化整合、促进农民工子女对城市教育的主动融入、设立学校社会工作者岗位等多个层面入手解决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过程中的融入问题,促进其在城市教育中的社会融入.     

排斥与融入: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困境与住房保障政策

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是应当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根据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以及行业分类,本研究将低收入农民工职业合并而后分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采用问卷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收集资料。通过对问卷资料和深访资料分析发现:低收入农民工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在住房面积、住房形式、住房内基本设施困境程度的不同,他们的住房质量低于城市居民最低标准。从社会排斥视角来分析,低收入农民工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在城市户籍制度、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城市租房市场、城市建设规划四个维度上被社会排斥程度的不同。排斥低收入农民工的多项制度互相嵌入,强化了低收入农民工被社会排斥的困境,形成制度性社会排斥,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我们要改革户籍制度、住房市场政策、住房保障政策和城市建设规划政策,以实现低收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满足他们的需要。     

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创新:经验、挑战与政策调整

所谓社会矛盾主要意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群体性对立冲突形态.根据矛盾发生的主体间关系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官民矛盾、商民矛盾、阶层矛盾、区域矛盾、各主体间内部矛盾、复合主体矛盾等.当前社会矛盾呈现高发和扩展趋势,我们可从社会中心理基础、思想条件、现实根源、直接成因、促成因素等多方面找到原因.我国虽然已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策取向、体制安排、治理路径、解决渠道等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前社会矛盾的消解仍面临诸多挑战.基于上述分析,面对当前社会矛盾新形势,须进行有关政策调整和社会管理创新,包括:建立公共政策出台的社会矛盾风险评估机制;形成“条块结合,块为主导,融条于块,条专块统”新管理体制;全面整治“街头官僚”;以矛盾产生主体性作为基础标准,重新梳理设计防范处理各项矛盾的预案;扶持并发育能够处理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组织;以引导社会观察为宣传重点进行新宣传方案设计;建立简易诉讼程序;完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职能;建立社会快速动员体系等.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工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群体间交往的视角

本研究从群体间交往的视角出发,运用奥尔波特的“交往假说”来检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否会影响前者的态度.基于对杭州城市居民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当前城市居民对于进城农民工的总体印象还是负面的,年长的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更多的负面态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一般性的交往不能改变城市居民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奥尔波特的“交往假说”.仅仅有农民工朋友不影响城市居民的态度,但朋友关系与四类特征变量的交互关系在城市居民态度方面有差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对朋友关系与对农民工态度之间的作用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与西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有所不同的,因此针对我国的国情我们特别提出了社会政策实施的概念。我们希望社会政策实施表达的内涵能与政策执行有所不同,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政策实施是一个行动与过程的概念,当然我们这么说也是有其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