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闹元宵到宗族共同体:豫东南送灯习俗的社会学考察

元宵节诞生后便不断演进和发展,其鲜明的特色是从最初的祭祀活动向大众娱乐转变。虽然元宵节庆活动具有情感宣泄、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城乡居民参与节庆活动已然开始出现蜕化。然而豫东南农村地区的元宵节庆活动却在送灯习俗的传承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宗族活动维系的共同体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网络转变为在外务工的相互提携。豫东南送灯习俗通过把村落地域和流出的村民捆绑在一起,跨越并弥合了人情味浓郁的社会共同体与政治经济共同体之间的鸿沟,这种形式的农村村落个体间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的公共空间的建构和共同体生活的维系铸就了宗族共同体重塑与再造的契机。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从多民族杂居村寨的村落共同体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基于贵州省乔央村的观察与思考

[提要]共同体是由具有共同性的一群人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需求和强调。贵州省乔央村的5个民族村民存在超越民族身份差异的同姓不婚习俗、超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土地信仰文化、超越民族社会边界的村寨互惠秩序、超越民族利益的村落共同利益,不同民族村民具有的共同性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西南民族地区多民族杂居村寨分布具有普遍性,多民族村民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后形成了若干超越民族差异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观层面的多民族杂居村寨村落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可以成为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社会基础。     

民间“社”组织的韧性生存研究——基于晋南村落的田野观察

“社”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媒介的村落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民众日常交往、习惯及共同利益、需求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互动性的人群共同体,是民众围绕村落礼俗事务与公共事务展开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单元。通过对晋南“社”组织的经验观察发现,“社”组织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反映,具有较强的韧性,表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样态：信仰主导型、家族主导型、地缘主导型和复合型。进而阐明“社”组织韧性生存的内在逻辑,包括乡土性、实践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这是“社”组织能够在村落中长久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化进程下,“社”组织作为村落礼俗治理的核心纽带,在建构乡土社会秩序、补充和完善村落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村落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 ———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

贵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本土化的探索，“村寨／露天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以村落为单位的文化保护实践，与后来从国外引进的“生态博物馆”以及目前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把握住了文化保护的主体性。对这一已有20多年时间的文化保护实践项目的样本考察表明，村寨博物馆其实也是一种新农村建设运动。当一个传统的村落空间被置于博物馆话语之下时，村民便开始了一种“破冰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建构之旅。因此，哪怕是一个目标旨在文化保护的项目。也是一种不同于当地文化的异质文化传通，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社会力量的介入，它终究成为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甚至成为颠覆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动机。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共同体"的解构与重构——由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引发的思考

德国社会思想家F.腾尼斯为概括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贡献了一对核心范畴“共同体”与“社会”,其初衷在于把“社区”界定为基于一个生死相关、守望相助、患难相惜、有无相通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已经衰落。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引导现有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用一种新的机制把他们再组织起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神圣与洁净:广西龙胜红瑶祭社仪式的社区整合意义

祭社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古至今对村落社区的社会整合都具有重要意义。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红瑶地区的祭社仪式伴生着"社老制"民间宗教组织,较好地保留了原始公社制的民主推选、共食和分肉的平均主义,是凝聚红瑶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之一。红瑶人对祭祀的神圣性与洁净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信仰的传承,并有助于红瑶传统村落社区社会秩序的维护。     

游戏、科幻与元宇宙：命运共同体的影像建构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演化,标志着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超越。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现实的共同体,更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臆造,而是基于影像的传播与建构。以各类影像为载体的共同体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甚至表现为游戏、科幻或影游的融合,进而可以建构出一种“超真实”的影像元宇宙世界。虚拟形态的共同体表现出极强的“脱域”,从而获得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精神自由,同时也带来国家安全观的新挑战。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衔接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调适和转换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总体性领域和方面。既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那么,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社会性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构成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等。从宏观结构上看,乡村是否建立起顺畅的政社联结机制?从中观层面上看,村落是否具有社会关系基础?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的特质?从微观结构上看,村民是否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是否具有持久的脱贫发展主动性?以上就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基础构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