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七绝初探

谈到明诗,前后七子多被视为复古派的代表,似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他们共同的文学纲领。其实,摹拟古人乃整个明代诗坛的通弊,二百余年绵绵不断,绝不止于前后七子十数人而已。即就前后七子内部而论,无论是文学观点还是诗作水平,他们之间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概而言之,前七子中,李梦阳豪气纵横,但失于摹拟;何景明诗才俊逸,颇倾向创造;徐祯卿精致深婉,略露清代神韵派之端倪;此三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屠隆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发展和突破

明代万历年间,七子派格调理论的流弊日趋明显,加上晚明心学思潮兴起,个性解放思潮蓬勃发展,以及公安派对格调理论的猛烈攻击,七子派成员也不断地对格调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属于七子派成员“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诗歌评价标准、重视创作主体性、提倡诗歌风格多样性等方面,对七子派格调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诗莫盛于魏曹植”与殷云霄五古的复古实践

殷云霄是明“前七子”复古浪潮的重要羽翼,其五言古诗从学习曹植出发,实践了复古派对古体诗的审美主张,是七子派“汉魏盛唐”观的重要佐证。殷云霄五古托物寄兴,语言朴略,延续了香草美人的诗歌传统。诗中屡有强烈生命情感的抒发和忧生之叹,形成情兼雅怨、志深笔长的诗风。在起调炼字、隶事用典等处显示出对气骨、辞采的追求。但由于年岁尚轻,诗风未经历久熔铸,神采未工,终不成霸。     

论王、孟及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真朴之美

论王、孟及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真朴之美徐维熹盛唐山水田园诗是唐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在被誉为“诗必盛唐”的黄金时代里，此派诗人以其创作赢得了后世的不朽赞誉。因此，研究考察这派诗歌的美学价值，对干认识唐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演变，无疑是...     

从云间到虞山——论柳如是的诗学嬗变

柳如是系明末云间派诗人.她的创作活动分前后两期,体现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前期立足于云间派,以汉魏盛唐为标准,不脱七子派文学之蹊径;后期受虞山派钱谦益诗学之影响,突破了云间派限制,有宗宋之趋向.从云间到虞山,柳如是的人生境遇、社会角色也有了巨大的转折,她的诗学在创作实践上有明显的嬗变轨迹.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唐代怪奇诗派之衰变探微

以孟郊、韩愈、卢仝、李贺、贾岛为代表的“怪奇诗派”是中唐后期阵容庞大、声势显赫的诗坛劲旅之一 ,然而喧腾了一番之后便偃旗息鼓、诗风剧变 ,原因何在呢 ?重点从四个方面探微解谜 :一、由发轫、壮大到“零落”形成“自然”兴衰状态 ;二、流派间的抗衡争斗造成“人为”的导向压迫 ;三、政治气候骤变促成自我“异化” ;四、由扬弃方可构成文学审美指向的嬗变进化之链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高《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     

试析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兼及钱钟书对"定论"的评价

钱谦益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除理论主张外,还独创"州晚年定论",揭示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晚年发生变化,进行自赎和改悔,反省和修正过去的观点,符合其"多历情变"的实际,也用来为自己的诗学理论张目。其中一字之异,将《归太仆像赞》中"久而始伤"的"始"改为"自",不能回避"舞文曲笔"之嫌,但与大体符实地"定论"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以此将其文学理论说成"每不足信",是一种非事实求是的一偏之见。     

蔡邕与建安七子等人交游活动考论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与灵帝、献帝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士人的交游活动。蔡邕的一生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又出身陈留望族,交游比较广泛。他一生中对后辈晚学多有扶携奖掖,无论是对曹操、边让,还是对王粲、阮璃、顾雍等人的真心赞扬和大力举荐,都常为后人所称道,他性格中纯真、坦诚的一面,也在这些交往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东汉向晋魏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考查他的交游活动,有助于了解汉末士林的整体风貌。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它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则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