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贪妻”

综观当代贪官的“事迹”,往往是在一个中饱私囊的领导干部身后有一个欲壑难填的内当家,她们或从中推波助澜,对丈夫开“贿道”视而不见;或夫妇同流合污,赤裸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取、窝藏、转赃等。她们在直贪和助贪等方面可谓手法各异,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狐假虎威无法无天型。这些人上窜下跳,四处炫耀,认为丈夫身居要职权大官大,自己也高人一等,想干啥就干啥,有条件有资格索贿受贿。她们被钱财障目,而没有看到头顶高悬的党纪国法高压线,通过给人找关系、走门子、办调转、拉项目、提官职等,大量收受贿赂。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的妻子…     

论领导干部预防和反权力腐败的心理培养

领导干部要从主观上预防和反权力腐败行为的发展,必须具有正确行使权力的良好心理品质。领导干部的主要心理品质包括情感品质、意志品质、兴趣品质等。即通过从良好的情绪和情感,从坚定的明确性、坚固的稳定性、坚强的自控性入手来培养领导干部崇高的情感品质。从自觉性、果断性、自制力、坚韧性等方面培养领导干部坚强的意志品质。通过强化健康的物质兴趣、精神兴趣、求知兴趣、社会兴趣等培养领导干部优秀的兴趣品质。     

中国权力腐败“三位一体”治理新论

权力腐败的道德治理,其功能的发挥应以现代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前提;民主治理有其可操作性的价值,但它仍着眼于权力主体的外部,并不能解决权力主体的自身制约问题;法制治理只是提出了一个大原则,还不能解决法律和制度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因此,治理权力腐败不能零打碎敲,而应当像中医治病一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长远安排,借助多方力量打造合力,建立健全道德、民主、法制"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现综合治理.     

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

制度缺陷、监督乏力、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是"一把手"权力腐败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从建立民主监督制度、独立监督制度以及敢于、善于借鉴和吸收外国文明进步成果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对策.     

论权力、腐败与廉政

“权力”问题是解决腐败、实现廉政的源头根本所在。权力的不正确运用容易产生腐败 ,廉政对权力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感召力 ,廉政可以推动权力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树立人民权力观 ,才能做到廉洁自律     

警惕官员通过“收藏”敛财

近年来。在部分领导干部中悄悄地兴起了一股收藏热。他们有的专门收藏名人字画，有的专门收藏古玩，有的专门收藏稀世珍本秘籍，也有的只要是值钱的文物都悉数收藏。在这些热衷于收藏的领导干部中。除少数是利用工资收入收藏外。大多数不是自己掏钱收藏。而是以权“收藏”。或是搞权“藏”交易。从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来看，不少贪官赃物中都有价值不菲的收藏品，有的收藏品市场估价甚至占了整个赃物价值一半以上。少数领导干部开始从贪财、贪色向贪古董和艺术品演变，这已成为当前一些贪官聚敛钱财的新手段和新现象。     

公共权力“责任”伦理内容论析

分析了公共权力"责任"伦理包含的3个层面的内容,即公共权力以不侵犯民众权利为止限(消极层面),供给良好的公共产品和维护程序正义(中间层面),"整体的善"之实现(积极层面)。认为公共权力以维护个体自由为责任本位。     

“醒贪”与“惩贪”

鉴于元末贪吏横行、社会腐败,终致覆亡的教训,朱元璋深知“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于建国之初的洪武四年即“命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洪武二十五年,“命户部备录文武大小官品数,给俸米之数,以米计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是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太祖实录》卷二二零》)以“吾民之艰”与官吏之“坐享天禄”相对照,从而促贪吏之“醒”。但,总有冥顽不醒者,因而不能不“惩”,朱元璋对此亦不曾手软。据     

试论“法不责众”状态下的腐败遏制战略

本文分析了法不责众状态下腐败的突出特征,按照釜底抽薪,以图治本,扬汤止沸,先行治标的思路,提出了重塑法治权威、重构权力平衡和再造反腐愿景三项对策。重塑法治权威的具体原则是宽以惩前,严以处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有原则,不越法纪底线;严有尺度,不破法纪框架。重构权力平衡,具体路径是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再造反腐愿景,基本要求是教育无痕,润物无声;实施路径是通过反腐败教育获得民众信仰,实现局部突变,形成廉洁均衡。     

跨世纪领导干部要过“五关”

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必须要有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公正无私,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勤政敬业;要淡名利、重事业,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应模范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和国家法律,防止权力的人为泛化和扩张;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领导方法。     

法治视野下“两个责任”预防腐败路径探析

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两个责任"预防腐败功能的实现与法治密不可分,其具有政党内部自律性与外部权威性;适用类似法律责任的"过错推定""牵连责任"追责原则;以"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为主要追责方式。"两个责任"要实现预防腐败功能不仅需要职权规范化、程序正当化、权责一致化等法治思维与法治逻辑指引,也需要具体制度的支撑。     

试论“法不责众”状态下的腐败遏制战略

本文分析了法不责众状态下腐败的突出特征,按照釜底抽薪,以图治本,扬汤止沸,先行治标的思路,提出了重塑法治权威、重构权力平衡和再造反腐愿景三项对策。重塑法治权威的具体原则是宽以惩前,严以处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有原则,不越法纪底线;严有尺度,不破法纪框架。重构权力平衡,具体路径是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再造反腐愿景,基本要求是教育无痕,润物无声;实施路径是通过反腐败教育获得民众信仰,实现局部突变,形成廉洁均衡。     

公共权力的异化分析

对权力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权力的二重性"和"权力异化"的观点,认为"权力的二重性"是权力腐败的基础,"权力异化"是权力腐败的条件。     

“59现象”的背后

在曹友楠“双规”期间，他将自己的腐败行为归结为“59现象”：跌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根本原因是自己长期身居领导岗位．失去了拒腐防变的免疫力．特别是在快退下来的时候．“59”思想比较严重．在金钱和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曹友楠痛心疾首的忏悔．不由让一个积胸许久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为什么会有“59现象”，“59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追问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     

公共权力与腐败：一个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认真分析腐败、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主体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腐败与公共权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同时,腐败也只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公共权力。     

浅议依法行政的保障措施

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运行最为普遍和经常的权力,它是否规范运行突出地体现着法治的现实化.所以,笔者认为依法行政成为了我国法治的关键所在.本文拟对依法行政的意义、行政权力腐败的原因及依法行政的保障等方面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现代化 ,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腐败历来与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力腐败的产生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其自身的特点内含着异化的可能 ,当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为权力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 ,必须从制度建设、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腐败进行遏制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发展政治学原理认为 ,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其腐败程度较之传统和现代时期更为严重。我国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有其特殊性。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要有效地防止和反对腐败 ,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权力制约机制。     

法律能否控制腐败 ———从“官场”与权力的日常运作出发

以<沧浪之水>为分析蓝本,认为"官场化"权力的日常运作酝酿了腐败.所谓"官场"乃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是以权力运作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关系丛"--结构,"官场"还建构着人们的生存态度,并且作为结构的"官场"与其建构的生存态度的互动使"官场"能够不断地实现再生产.腐败的可怕在于"官场化"的逻辑和生存态度向社会各领域的弥散,公权力系统中的腐败向私人领域侵入,导致的将是公权力系统和私人生活的双重腐败,腐败在一种日常生活式的场景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和强化.私人生活与公权力领域的双向恶性互动、建构形成了腐败的动力学机制,并且导致了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去道德化了.法律如何建构公正的体制以及控制和对待权力的日常运作,将关系到反腐败的成败.     

腐败行为的概念界定及其对我国的适用——基于社会学视野的探析

如果说癌症是威胁人类肌体的难治之症,那么腐败则是侵蚀社会有机体的政治之癌。腐败问题早已超越国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的重视和关注,并且由此引发了围绕腐败概念的种种争论。将任何一种已有的腐败概念的界定模式套用于我国,总会出现泛化或难以涵盖的适用困境。这就需要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寻适用于我国的腐败行为概念,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个人或群体违反公认的社会规范,不恰当地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稀缺资源,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