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刑事一体化纬度的考量

犯罪构成是我国犯罪论及刑法学的基石性理论范畴。从原初的意义上考察,犯罪构成兼具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双重功能属性。由于外在观念和内部构造的双重因素,长期以来犯罪构成被仅从实体刑法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导致其程序机能的弱化。由此,应对现行犯罪构成体系进行结构性改进,建立犯罪构成的实践模式,恢复其对刑事司法实践的导引功能,并推动刑事一体化理念在实践层面的展开。     

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理论及其对苏俄刑法的影响

特拉伊宁的刑法思想经历了从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刑法理论的转变过程。他以唯物主义哲学为根据,从批判资本主义犯罪构成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缺陷入手,提出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该理论中,犯罪构成被看作是犯罪事实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该理论在苏俄刑法中的具体运用,犯罪构成成为苏俄刑法刑事责任认定的唯一根据,并最终促成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苏俄刑法中的确立。     

论刑事违法性的概念、构造及功能

刑事违法性的概念是刑事违法性理论的起点,对其作出恰当的定义是刑事违法性理论不断深化的需要.刑事违法性的概念应在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属种关系以及刑事违法性的刑法功能中加以把握.为了明确刑事违法性的内涵,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刑事违法性的分类以及刑事违法性与一般违法性关系的认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生成了刑事违法性的构造性,并可从犯罪的法律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系统性中得到解答.刑事违法性的构造性是刑法保障人权价值的内在要求.刑事违法性的功能由其构造性所决定,当然的具有出罪功能.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犯罪构成模式改革

犯罪构成模式是立法者根据不同的危害行为而规定的犯罪成立类型。根据法益侵害的有无、法益侵害的程度、法益侵害的范围和法益侵害的状态,可以把犯罪构成模式分为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和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犯罪构成模式不仅影响和决定犯罪圈的大小和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而且彰显着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取向,表明国家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从犯罪构成模式的刑事政策功能的角度看,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的犯罪构成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犯罪构成标准过高导致犯罪圈狭小;法益保护滞后致使刑法的犯罪预防功能减弱;犯罪构成模式设置不当致使刑事法网厉而不严。基于刑事政策的目的性,中国犯罪构成模式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对侵害重大法益的犯罪设置即成式或者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对常见多发犯罪设置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逐渐减少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的数量。     

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的特点及原则

<正> 一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本质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借鉴苏联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一方面强调犯罪构成必须以揭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根本任务,认为刑法中没有不反映犯罪本质特征的构成要件;一方面也强调确认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一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为根本标准,没有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     

论违法性认识之必要

东西方刑法理论的文化思维虽有所不同,但东西方犯罪构成体系大体相同,从刑法保障人权机能的本源来看,刑事归责的最终归宿均应是“责任主义”。在对行为人进行责难或否定性评价时,考虑违法性认识这一主观要素,是责任主义确保刑法保障人权机制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也符合责任主义保障人权不受肆意侵犯的根本宗旨。虽然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暂无确切地位,但为了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犯罪体系也有必要引进违法性认识这一犯罪构成要素。在德日刑法中,违法性认识是独立的责任要素,是故意犯或过失犯必须同时具备的。结合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内容,把其归入我国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较为合理。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在环境资源的形法规制、范围和环境资源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当前,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人类利益主义和自然利益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新理念,从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体系、保护范围、环境资源犯罪构成的规定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结果加重犯的罪过新论

结果加重犯理论经历了从结果责任到意思责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现代刑法理念的要求和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实践,行为人对基本犯罪的罪过应当限于故意,而对加重结果的罪过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双重罪过说这一刑法理论通说基本可取,但有必要予以完善.借鉴“危险故意”等学说的合理内容,应当提倡新双重罪过说.     

立体犯罪构成下的被害人承诺理论——刑法效力视角的探讨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力呈现为一个多位阶、立体式的模式.其发挥效力的前提在于其出罪机制的开放化以及其犯罪构成功能的多元化.犯罪构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入罪,同样具有出罪的价值,平行、双重的评价体系势必造成逻辑的混乱.在现有的犯罪构成中构建一个递进的评价体系,其中事实评价--价值评价--责任评价是完成犯罪评价的整个过程.被害人从其法益承载者的身份出发,在犯罪评价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不同的效法效果.     

实质违法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意义

实质违法性判断是大陆法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实质违法性理论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立法与司法功能。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说所揭示的就是刑事违法的实质 ,但由于将其置于犯罪本质的地位 ,造成诸多弊端 ,如果借鉴实质违法性理论将其作为刑事违法的实质层面 ,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 ,就可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论贪污受贿罪的修改与完善

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依照公约规定修改和完善相关刑事立法是应履行的国际义务.针对中国刑法中有关贪污受贿罪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存在诸多差异,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修改完善建议.     

不同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探析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内容,对指导刑事司法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多元发展已成事实,主要存在着客观·主观体系、控诉·辩护体系、不法·有责体系,它们均有各自的特征。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不仅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融合,也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自身的发展,使犯罪构成的争论在刑事领域细化。在立案侦查环节,客观·主观体系的运用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效率;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环节,控诉·辩护体系的运用能为控辩双方明确证据调查的可能内容,增强对抗性;在法院判决阶段,不法·有责体系能条分缕析地论证被告被定罪处刑的严谨逻辑,增强法院的权威。     

建构具有中国气派和国际视野的刑法理论——高铭暄刑法学思想研究

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高铭暄教授为我国刑法学理论和刑事法治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其刑法学思想极具中国气派,又富有国际视野,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刑事立法思想。他强调立法应当立足中国本土的国情和实践,积极吸收现代法治文明的成果,并且不断推动刑事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第二,刑法理论思想。他倡导坚持和完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相对独立的刑事责任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犯罪理论,实现刑罚理论的现代化。第三,国际刑法思想。他主张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反腐败刑事规制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完善等方面,应当积极借鉴国际刑法的成果、回应国际人权法的要求。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日益增多。刑法虽设立了“合同诈骗”罪名 ,但由于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未能准确界定 ,使得一些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逃避了刑事打击 ,在客观上削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维护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从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区别、合同诈骗的各种表现形式来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 ,以利司法实践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几个问题

犯罪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合乎规律的联系,是刑事检察工作和刑事审判工作中确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则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是历来刑法学家认为较难正确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国外,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受到司法实践部门和刑法学界的重视。现对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几个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犯罪主体概念之重构

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之一。对犯罪主体概念的界定既是理论的需要,又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结合刑事实体法理论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对传统的犯罪主体概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性地重构了犯罪主体的新概念。     

试论身份犯的本质

在近现代刑事立法中,身份之所以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大小,主要是因为特定的身份与一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相联系,决定或者影响了行为的危害性质及其程度.在我国刑法中,有关身份犯的规定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冲突.     

论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

研究犯罪和犯罪构成的质变,是对各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进一步具体分析,用动态的眼光将其视为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运动过程,使刑法分则的理论体系增加一种动态的思维模式,促使其更能适应理论和实践的要求.     

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被害人承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常作为损害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它因法益的欠缺而使其获得了存在的根据.近年来,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从阻却违法层次提前到阻却构成要件该当层次的“一元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盛行.从中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和刑法分则三个角度考察,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难以找到存在的根据.对此,应当在体系性评价的基础上,改良或变革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     

再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以我国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为例

刑法上,被告人在特定个罪中针对特定事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宏观上体现了国家针对特定法益趋于严厉的刑事政策选择和保护,微观上通过明确特定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具体得以实施,这在持有型犯罪的刑事立法中表现尤为明显.从证明角度来看,要真正体现持有犯需要的周延特定法益保护、严密刑事法网和严格刑事责任的刑事政策功能定位,只能由被告人证明持有特定物品行为并不会对特定法益造成可能的侵害结果,这是被告人在该类犯罪中要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刑法根据.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提示国家刑事政策风向的技术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