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 2 0世纪初 ,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 ,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 ,一方面 ,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 ,外国人 ,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 ;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 ;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 ;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建立

为了探究中国人特有的人格特点和心理活动规律，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心理学研究者应该针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实际情况，进行切实的理解、描述、分析和预测，肩负起建立中国本土心理学的重任。为此，倡导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要树立明确的本土化研究意识。为此，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有必要采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创建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     

公共史学发展趋势下的传统史学审视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目前已经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现在该领域的理论成果已十分可观。此外,由于公共史学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对传统史学造成了一定冲击,为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研究史学新角度,可以看到,公共史学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本文力图通过梳理公共史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来探究其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碰撞、为历史学在应用方面带来的影响,以及思考传统史学在其发展趋势下面对的新挑战。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本土知识建构的历程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经历一个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是否有明确的学科建构的意识决定了广义和狭义积累过程的区别;这个过程包括前学科化建构时期和学科化建构时期.以前学界并没有从学科化的角度进行阶段的划分,而这种划分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独立学科,需要大力发展.     

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同.     

论我国城市公共艺术设置中的公众性缺席

公共艺术伴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呈现全面繁荣之势,但快速发展背后也暴露出“公众性”缺席的根本矛盾。其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城市居民精神文化需要的深度探求,难以对其产生“情感的共振”;创作风格趋同化,不能彰显城市精神;决策机制不透明,与周边环境关系亟待整合、协调等。而“公众性”的缺席和离场,则使得我国的公共艺术设置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史学——中国史学世界化的回顾与思考

早在唐朝,中国史学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史学的发展。公元１３至１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渐多;１７纪后,西方中国学形成热潮。现代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庞大,资金雄厚,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众多,并且加强了国际的协作和交流。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与世界同仁的联系交流。     

中国大学公众史学培养方案刍议——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为参照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已经推行了一段时间的公众史学硕士培养项目.其特点在于模块式教学、偏重当代史、教学合作对象固定及入学要求明确.与此相比,目前中国高校最多在本科培养方案中设立了公众史学课程,而且是以讲座式教学为主.若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为参照,中国大学在未来的公众史学硕士培养项目上应当关注四点:推行模块式教学;重视全球史;建设稳定的教师队伍;促进项目带动教学机制的形成.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舆论形态变动不居,渐趋繁复。远古时期,舆论形态表现为简单的民意;至奴隶社会,古代先民逐渐摆脱神话传说的束缚,自觉寻求趋近理性的舆论途径以申述意愿,抒发情怀。至帝制时代,舆论的绝对专制性长期是社会舆论的主调,它通过严密的舆论管理制度将民间舆论逼入暗流,甚而妄加摧抑,但纵然如此,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民间舆论依然针对突发性、争议性、刺激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集体意见,形成一股与官方舆论有别甚至对抗的舆论势力。正因如此,即使在专制时代,略具"民主"色彩的社会舆论仍然发挥了监督行政、修正政令、规范道德、淳化风气、引领风尚等重要社会作用。     

中国革命史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大学教科书中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目前,在《中国革命史》教学中存在着一种偏向,就是忽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学。无庸置疑,中国革命史是由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忽视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育,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是不完整的。因此会严重影响到这门政治理论教育功能的发挥。《中国革命史》教学中的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新加坡华语教育历史之殇与儒学认同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极具代表性的国家,为改变日趋边缘化、荒芜化的华语生存现状,新加坡政府曾从语言平衡的核心政策出发,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但并未扭转华语推广的颓势,反而因为单方面强调华语的经济价值和商业地位,强调华语的交际性、功利性、工具性而加重了文化猜忌.鉴于儒学思想在新加坡有一定的传播基础,从儒学入手,重新审度和定位新加坡的华语教育政策,摒弃“经济压人”的策略,强调“文化动人”,倡导“雅化”华语,将有利于寻找新的语言生态平衡点,使儒学与华语完美结合,从而走出有新加坡特色的华语教育之路.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中国财政立宪史话

自清末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至新中国1978年宪法的七十年间,中国历尽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渐至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国家运行的重要保障,财政一直都是立宪的规范事项之一。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夜的新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控制虽详略不一,但几乎都渗透着制约权力的思想精髓。梳理七十年财政控制的立宪史实,以重温远去的时代印记。     

浅析中国城市化制度的变迁模式

本文对中国城市化制度的变迁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迁模式: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变迁,前者使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后者使中国城市化走上了快速发晨的轨道,但仍未改变城市化进程滞后的局面,因此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加快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的对策.     

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历史及现实中的地位再认识

公有制生产关系建立有其理论上的依据和现实生产力基础。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现今一些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不少陷入了困境。正确认识、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有历史的、全局的思维方式。在此,任何缺乏政治远见、片面短视的行为,都会在实践中酿成大错。     

身份的焦虑--读《汤姆·琼斯》

身世之谜在<汤姆@琼斯>中起着表现主题、结构全书的重要作用.对身份问题的探讨体现了作者对虚伪社会与道德的批判及对真善美的憧憬,对后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