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关系探析

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人”假设中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天生就构成一种联盟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三者博弈关系中，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的执行力度上的强硬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联盟关系的“牢固”与否。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并非是天然的联盟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占据主动权，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稳定的关系。     

利益博弈视角下我国房地产泡沫问题研究

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泡沫,关键在于土地市场的单边垄断,而这又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业的利益分配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构建房地产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模型是理解房地产泡沫的关键。分析表明,加大对地方政府官僚的惩戒力度及控制中央政府不受约束的税收权力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关键。     

中央政府干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与博弈分析

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异化现象,采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合作社负责人与中央政府三方的博弈过程,认为合作社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与合作社负责人“合谋”的结果。研究认为,合作社的异化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中央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合作社负责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必将演变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方博弈。     

多元权力结构:民国时期云南区域政治生态研究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国中央政府构筑了中央/地方、中心/边缘的政治场景,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云南地方政府按中央政府规制设置地方行政、党务机构,建构起融党于政的权力文化网络运行体系。但是这种政治权力文化网络运行体系被土司、土匪、会道门及殖民势力等蚕食与分割,区域政治权力结构日趋复杂,导致政治生态恶化。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研究

根据利益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方政府有着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内在需求,这一需求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变革取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倾向与区域市场自由化构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内在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央地关系中的政策试点——方法与条件

政策试点是国家决策的重要方法。成熟的政策由合法性基础和解决问题办法两个部分构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成功的政策试点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有效配合。具体是指，中央政府控制政策方向，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能否做到各尽其能是决定试点成败的关键。从不同角度看待政策实践，提出“做好自己”与“做最好的自己”构成政策试点的基本方法，在确保上级政府有效统筹的前提下，保持适度宽松的央地关系是试点有效的制度条件。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中国封建官僚机构膨胀成因简析

中国封建官僚机构膨胀的根源是高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表现为地方从属于中央,必然造成地方政府机构建置横向过密、纵向多级重叠;在中央政府体制上表现为分权基础上的专制,必然造成部门林立,各自为政;在人事制度上表现为政治恩赐与竞争并存,必然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在层级结构中存在着层级过多过乱、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随意性大、权力导向过于集中等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类型结构中存在地方政府类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设置多沿袭历史传统、缺乏科学设计成分、多考虑政治与行政需要,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的需要等问题。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改革的基本路径有:逐步精简地方政府层次、采取“虚省实地”和“撤镇强县”;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这里拟运用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建构,进而探讨协调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间博弈关系的主要对策,指出中央政府要作好宏观调控的定位;规范政府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素质培训;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争取利益“双赢”。     

“君权神授”思想背后的管理学动机

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都曾经出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本文试图从管理学角度，通过对管理者权威来源的分析，来揭示造成这种相似性的管理学动机。管理者权威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利益控制。其中管理者刚刚获得权力时所获得的初始权威，尤其在人类历史发展早期阶段，比较普遍的来源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管理者的初始权威是由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上一级权威衍生而来。但是对于国家的最高领导而言，因为在世俗中不存在更高等级的权威，因此只能人为的创造一个非尘世的更高权威，即神灵，并通过宣称“君权神授”而获得一个符合逻辑的初始权威来源。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东南亚地方政府模式变革和国家发展治理

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战后独立以来的发展一直存在二元化问题。中央政府过于强大,地方政府过于微弱。所以在国家发展目标确立和发展计划推行上多依赖于中央集权的力量,地方政府由于多是农业区,掌握资源有限,所以力量微弱。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发展,国家发展治理就不可能实现。地方政府在国家发展治理中是中央政府有益的伙伴,通过确立伙伴关系,加强对地方行政人员的培训,实现政府体系的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