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审美范畴的意义存在

“观”在整个中国审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仰观俯察”、“无往不复”的游目是它的观照方式,“以物观物”、主客融通、物我不二是它的思想根基,由此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典的审美文化与艺术创作之中。这样的审美观照方式构成着中国传统文化体认宇宙生命和进行审美表达的特质。     

论唐代审美意象时空建构的“逍遥游”思维

道家逍遥游思维对唐代审美意象时空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指空间层面的无所待,同时也暗含时间上的无际涯。道家美学能够透过象外之象的妙象走向时空的融合,渗透于唐代美学与文论之中。在其影响下的唐代审美意象时空是超越性的道体意象时空,从社会人生走向宇宙自然层面,从物我间隔走向心物之间。审美意象时空视域由此无限打开,在时间上形成以“道”为中心的审美意象时间建构途径,从空间维度打开逍遥游空间视野,将存在空间诗意化、审美化。主体“游”于心物之间,在无限的自然界有着唐人独特而又恣意的意象时空想象和意象时空审美。     

论稼轩词的“气”与“韵”——稼轩词审美特色试探

稼轩词总的审美特色是“气”长“韵”短。其不同题材的词都具有一种气势奔放、富有力度美的审美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不仅在于诗人胸中有一股英气贯穿始终,也在于章法的不同于一般词作,而语言的白话化更加强了文气的畅达。     

艺术构思:神思与意象

刘勰提出的“神思”和“意象”之说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蕴.他把“神”与“思”分开来论述,揭示了文艺创作构思的审美特质;他把“意”与“象”合为一词论述,将文艺创作构思提升到审美心理层面;他把“神思”与“意象”结合起来论述,列为创作论之首,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审美价值以及重要的创作实践指导意义.     

唐代人虎关系小说新论

唐代小说中人虎关系作品在与魏晋南北朝同类题材的比较中,显示出突破性与开拓性意义,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从形象塑造层面看,虎女形象既有女人的共性特征,又有异于人间女子的个性表现,达到了人性与物性、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艺术境界。从题材新变层面看,其创新表现在:开拓了雄虎化男而与人间女子婚恋的题材领域,转变了文化心态及评价倾向,提升了形象塑造与情节建构的艺术层次,赋予虎皮以独特的象征意蕴。从审美层面观照之,唐人能够化恶为善,化丑为美,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审美视域,更新了前人同类题材的审美价值取向,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生成于审美中介与客体之互动

美学史中颇具有深刻性的“主观说”和“客观说”的独断化倾向,使其难以成功地诠释美的现实生成。在审美的对象性关系中,审美主体的本质力量以审美中介的方式现实存在;审美的对象性关系由欣赏性审美关系和创造性审美关系构成;审美中介由观念态审美中介和实践态审美中介构成。在欣赏性审美关系中,美生成于观念态审美中介与客观的互动;在创造性审美关系中,美生成于实践态审美中介与客体的互动。由此可以说,美,生成于审美中介与客体的互动。     

试论嵇康乐论的玄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中心

通过研究嵇康对儒家传统音乐命题“声有哀乐”的批驳,及其对道家“道”、“和”的思考在玄学思潮和音乐形式上的运用与发扬,发掘其思想在特定历史思潮中的价值、在审美层面对主体自我的超越及其思想在玄学潮流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超前性及先见性。从揭示“名与实”、“音声之无常”、“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三方面对音乐与情感相分离的纯理性高度出发,探究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差异在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对音乐与情感的中介统一性及音乐回归艺术自然本性的价值意义。     

数字社会下的审美泛化危机

对理性生活的感性突围被视作维系审美基因清澈性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我们默认审美艺术需要与生活、与观者保持距离以避免其溺毙于现实的泥沼,但数字技术与消费主义的高歌猛进却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现代人的生存图景。艺术与日常生活间的密切交往引发了学界对泛审美化的担忧。传统思想认为文化工业以机械生产方式来创造“诗意”表现的消费话语体系,通过制造感知“麻木”来杜绝主体反思的可能。而韩炳哲指出：从“麻木”向“平滑”的转变,预示着文化工业迎来新的发展,视觉谄媚的背后潜藏着同质化的恐怖。面对平面化、单调化的审美经验,韩炳哲期冀于重建否定性的审美经验来对抗审美泛化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加速化需求。     

论文学批评家的心理特征

文学批评家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在欣赏基础上的理性化符号传达和二度创造的过程，其特征表现在审美体验、审美意向、意义表现三个方面。批评家的审美体验贯穿于从审美感知到艺术理解的过程中，这种体验是一种多元体验，它综合了批评家对对象的全部认知和理解。批评家的审美意向性活动突出了批评对象的特征，它通过简化行为和强化行为两种方式实现了批评活动在批评主体与对象间的连接。批评家的意义表现行为体现于从意蕴领会向理性表述的转换活动中，以“事实性描绘”和“表现性描绘”的手段显示了文学批评的理性整合力和审美创造力。     

论福柯的"作者-功能"思想——以《什么是作者?》为考察对象

福柯的“作者-功能”思想并非他的全部作者思想,它主要涉及的是思想观念领域;福柯的“作者-功能”思想并非是对德里达的文字理论的批判,其理论批判的对象是多个,并且有着鲜明的历史意识形态特点;福柯的“作者-功能”思想中没有拒绝审美,相反,他认为审美的原则已经贯穿到了当代的一切书写领域。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媚”论

“媚”是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画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画体规范转变和艺术追求的时代潮流。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媚”论,大致引入于魏晋南北朝,升格于唐宋,深化于元明清。媚画生成在于用笔消散轻柔,不可太劲挺强健;用墨黑多于白、浓多于淡、湿多于干以及用嫩墨,由烘、染、破墨等法出之;“媚”画多用“兰叶描类”。“媚”画主阴柔美、形式美,媚画流动飘洒,富有动势之美,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画家超越呆板、枯竭、臃滞的生命追求。     

关于东晋时期的中观般若美学

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理论在中国达到高峰。中观般若在印度佛学里,代表一种特殊的直觉智慧,其思想体系和价值结构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美学思想经鸠摩罗什、僧睿、僧肇等绍介、阐释,系统传入中国,并内在地实现了由佛学、哲学意蕴向美学意蕴的转化,在理论的内涵及构成上也完成了中国化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     

“创造美学“面向未来的开放体系——蒋孔阳先生美学思想特色初探

"创造美学"是蒋孔阳先生建构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学学派.蒋孔阳美学体系所以卓然自成一家,就在于它的对于美与实践、美与创造、美与艺术和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独到的阐述和极具建树的概括,及其包容性、创造性、开放性的特点.蒋孔阳创造性地把"实践美学"推进、发展、延伸到"创造美学",拓展、丰富了"创造"概念在美学中的内涵,是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现状、未来发展的思考性总结,也是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卓越贡献.     

"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

赏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然"闲赏"作为一复合范畴主要出现于唐宋以后的诗文中,尤其在明清系统品赏著作中作为章节命名使用。对"闲赏"范畴"文脉"进行简要梳理,可对照出明清文人所言"闲赏"之独特内涵:一方面,明清"闲赏"对象上的世俗生活性,使"赏"更具"闲"意,另一方面,"闲赏"范式上于感性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又使明清"闲赏"有了"以俗为雅"的倾向,遂与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一种"形似神异"的映照。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王国维"眩惑"说的审美解读

受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从审美无利害关系出发,提出"眩惑"范畴。在王国维看来,"眩惑"刺激人的欲望,使人"复归于生活之欲",违背艺术的精神与宗旨,不能使人超越功利、进达纯粹知识。对待艺术中的"眩惑"成分,要因文而异,具体看待,不可以偏概全。要从中国传统美学的雅俗之辨中,发掘其蕴藏的深层意蕴和非凡之美。在艺术和美浸淫着世俗气息的当下,更应从人的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等出发,认识到"眩惑"在满足人性发展方面的肯定性价值及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