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左传》中的用《诗》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种种原因,在上古时,诗歌还不能真正作为文学而发挥其独特的审美作用,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被人们使用着,这在《左传》中表现得十分显著。本文即对《左传》的用《诗》情况试作分析。《左传》中,《诗》被人们引用的情况,经过初步统计,只提《诗》的篇名的“赋《诗》”有六十八篇《重十一篇》,其中《国风》三十三篇《重三》,例、雅》二十五篇《重七》,《大雅》九篇《重一》,《周颂》一篇。还有直引诗句而未题《激名者,大凡一百五十一处,用《诗件十一篇,其中《国风…     

试论《诗经》的爱情诗

《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数量是比较多的。在《雅》、《颂》中占的篇章极少,《小雅》中仅有三、四首,主要在《国风》中。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反映婚姻恋爱主题的将近一半,描写婚姻恋爱比较好的诗歌,可占《国风》的三分之一。《郑风》、《卫风》、《周南》、《召南》写爱情的诗最多,特别是《二南》诗,“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其中十分之九与女性有关”。《诗经》中这一部分诗篇,不论从思     

《诗经》纵横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诗经》中的多数作品都是复叠章法。重章叠句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节奏感。本文以《诗经》中部分作品为例。分析说明了《诗经》中许多优秀作品大多都可以纵横读。采用纵横阅读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诗经》中每首诗的情感、情感节奏、音乐节奏。从而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诗经》的效率。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 ,历代所传《大雅·大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考察《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大雅》诗的乐章类型以及《大明》诗的章句构成和诗义解读 ,考辩《大明》诗两种不同体式之正误 ,可以得出《毛诗》所传体式为误 ,《诗集传》所遵体式为正的结论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诗经》中的赞颂诗

祭祀社稷赞颂功德的诗《诗经》中“三颂”共有待四十篇,“二雅”共有诗一百零五篇。这批作品,就内容分,既有关于祭祀、祈祷、战争,农事、畜牧、畋猎、宴饮、酬答的,也有记载生活风俗,陈述历史事件的。就作用分,既有用以赞颂的,也有用于讽谕的。赞颂诗以记事为主,多见之于“三颂”与     

《诗·颂》正名

《诗·颂》内容触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后代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与《风》、《雅》相比,有其独特价值。明乎此,对于全面认识《诗经》具有积极意义。     

东汉诸子引《诗》特征探微

东汉诸子在引《诗》时采用了"引用《诗》句""引用《诗》题""借用《诗》句""化用《诗》典"四种方法,并以前两种为主,体现出明显的宗经倾向,后两种方法虽然使用较少,但也体现出东汉诸子"主体性"增强的通变特征.在引《诗》篇章分布方面,东汉诸子引《诗》偏重《雅》《颂》,表现了重"陈义""述德"、轻"言情"的用诗功能.在引《诗》用意方面,东汉诸子引《诗》以礼仪制度、名物训诂和道德修养为主,体现了以《诗》为教的宗经倾向,亦反映了汉学重训诂的治经特色,此外对于思想观念、政论、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体现"多元化"的通变特征.上述三方面的引《诗》特点,体现东汉诸子宗经,但又通变,且呈现"主体性""多元化"的特质,这与"新子学"的精神与原则相一致.     

略论《诗经》中战争诗的内容特色

《诗经》中的战争诗有三十篇左右,反映了周朝那个特殊时代的战争烽云。依据其内容,大约可分为颂美和怨刺两种基本类型。在篇数上,颂美诗比怨刺诗略多。两类诗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前者歌颂了国君、大臣在开国、平定内乱及抵御外辱方面所作的贡献;而后者则多是王朝走向衰弱,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的哀歌。     

浅析《商颂》的文化特质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诗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历代学者均认为“风、雅”诗是《诗经》的精华所在,着墨尤多,而对“颂”诗冷眼相对,着墨较少。在“颂”诗中对《商颂》问津者更是寥寥。其实这种作法是有欠妥之处的。因为:第一,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商颂》是《诗三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有所轩轾;第二,《商颂》是殷商奴隶制特定历史实践的信息成果,反映了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跨越过程中的艺术和审美的价值取向;第三,《商颂》是表现古人所谓“国之大事”的祭歌,殷商奴隶制的宗教特征与礼俗风习、殷商的文化特质,都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这些乐歌中,忽视它们就等于放弃历史。     

《孔子诗论》的诗学观点及其与《毛诗序》的关系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更明确地指出,诗歌的特征在于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其对风、雅、颂的不同特点的揭示,更丰富了先秦诗学理论,它与《毛诗序》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两者分属不同的诗说体系。     

《诗集传》注音初探

宋朝以后,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下简称《集传》)一直是国内外读者学习和研究《诗经》的一部重要参考书。《集传》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编写体例和注疏方法上说就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本文打算就《集传》的注音问题作些探讨。本文所用《集传》的版本:一,1958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该局上海编辑所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宋刊本校改的新辑本;二,1977年10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根据1962年2月港版重印本。本文考察《集传》的注音,全部以国风160首诗为主,同时也参照了雅和颂。这不单是因为国风是我国古代民歌的优秀遗产,还因为它比雅、颂较为口语化,押韵的频率也比雅、颂都更高,更便于作语音的分析比较。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论《诗经》二雅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共一百零五篇。《诗经）战争诗主要在“大雅”和“小雅”中。二雅战争诗主要包括规、雅》中的《六月》、《出车p、《采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