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人的个性发展

个性,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由于各学科对个性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不同学科对个性又有着各不相同的规定,比如心理学从个体心理特征的角度把个性规定为“个人的心理面貌或心理格局,即个人的一些意识倾向与各种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第289页)“是指一个人在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个别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普通心理学》第5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教育学则侧重于从揭示个体全面发展的有效条件,个性发展的规律、标志及其阶段来给个性下定义.社会学则侧重于个体品质的社会决定因素与社会影响,把个性规定为:“在最一般形态上表示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地确定下来的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明清美学思潮中的狂逸范畴探微

“狂逸”作为一个显著的性格外化表征,蕴含了明清文人独特的人生追求和审美意识,体现了明清文人的精神叙述与审美倾向,昭示着特定时代话语下的独特情感体验.明清时期,高度集中的王朝统治及思想文化专制,与商品经济推动下要求个性自由相悖,涌现了徐渭、唐寅、李贽、龚自珍、朱耷等狂逸之士.他们普遍以疯癫姿态游离于世俗之外,以白眼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孤独心理包藏着无限意蕴.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认识到“发展个性”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如果要阻碍个性之发展,破坏个性之存在,那就是“万恶之源”;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一分子,这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五四“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认识个人的价值与认真体现个人的责任。“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这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的最好的解释。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思潮是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消极的左倾形式主义的倾向,致使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文学主题迅速由“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集体主义”。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作家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

中国小说观念、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经过了晚清以来的蕴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变而基本完成的。“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小说,虽然也从传统小说母体中吸收了某些营养,但从基本格局到叙述方式,主要还是接受外来影响。在够得上“现代”意义的我国现代小说里,不仅完全摈弃了章回体的格局和说书人的俗套,叙述方式也不只是对叙述对象的被动适应(同一叙述对象,以不同方式叙述,效果大不一样),而成为作家自觉主动的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更富有意味和个性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沙汀虽然不是了不起的文体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称得上文体家的,除鲁迅以外,为世所公认的实在不多),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还是相当“现代化”的,他对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是相当成熟老练、灵活多样而富于创造性的。     

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

<正>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兴起了一股强大的新潮流,即“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潮流.而“个性解放”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最直接的思想武器,有着特别伟大的意义.(-)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要求“个性解放”,是小资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个性解放”要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思潮,也只有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增大到一定规模时.而中国的五四时期,正是小资产阶级队伍增大到相当规模的时期.我们可以说,“五四”时代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时代,那时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并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他们.中国中上层资产阶级的队伍一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中国图像叙述学:逻辑起点及其意义方法

本文以西方叙事学为出发点和参照点 ,把通常的“叙事”范畴扩展为“叙述”范畴。“叙述”成为本文进行中国图像叙述学理论探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本文简要梳理了中西图像叙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分析了图像叙述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及其与语言叙述不同的叙述特征 ,认为中国图像叙述学是当代叙述理论研究的一个广延 ,尤其为中国古代叙述提供了一个彰显美学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广大背景 ,是对当前全球化“图像转型”的一次理论回溯 ,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重大。     

纳兰性德词个性寻源

有“国初第一词人”之誉的纳兰性德,是中国文学吏上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毫无疑问,古老的汉文学传统、同时代汉族文人的思想和作品风格,影响和规范了纳兰词,但纳兰性德毕竟是满族人,又生活在满族“初入中原”时期,我们不能忽视清初满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内涵对纳兰词个性形成的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性地以纳兰性德的满族文化背景为依托,联系其个人的处境、心理等因素,探索纳兰词的个性之源。 纳兰性德出生的1655年,满族入关刚过11个年头,顺治亲政仅仅4年,虽然政局早就明朗,满族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已成定     

试论陶渊明对人的"社会性"的超越——兼与王国璎先生商榷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个性、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诗人。形成其“个性”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和途径,是深刻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疏离“政治”、超越“社会”及对现实人生的成功安顿。认可陶渊明“个性”和“自我实现”价值的关键,是尊重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无涉的个体价值。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