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学”的概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以来,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使"澳门文学"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其实"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它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并将在完善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     

走出“文学性”研究的二重误区——兼与余虹先生商榷

当前流行的文学性研究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与文学本体建构无关。当人们细致梳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的产生及其蔓延之后,就会发现,在后结构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即已泛化,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研究更是转型为"文化化"阐述,所以当前亟待重建文学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既不能在单独的形式审美维度上展开,也不能充当文化范畴中意识形态的阐述说明,而是在本体的审美建构中,融入主体的内在精神深度。     

万尼瓦尔·布什与美国科技文化的建构

以美国科技本身的历史发展、科技共同体及其他人对科学、技术和工程等范畴的"纯科学信念"、"工业研究信念"等基本观念及其相互之间争论的历史演变为背景,考察万尼瓦尔.布什如何使用与此相关的基本概念建构工程的"科学"地位与工程师的"研究者"身份,以及如何建构美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层级模式的科技文化和科技组织模式;这种研究把话语分析与建构论相结合,着重考察行动者如何通过建构文化来建构社会,这表明该方法在科技史学方法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论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观——以"百花文学"的爱情叙事为中心

对"百花文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本解读,要回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探寻"百花文学"爱情叙事中存在的矛盾与尴尬."百花文学"表现的爱情观是50年代新中国爱情观念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爱情观念,"百花文学"对社会主义爱情欲拒还迎的态度,注定了它尴尬的历史命运.在当今建构和谐文化的共识下,需要对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进入作品和时代内部清理它们的复杂关系,拨开重重迷雾,廓清50年代的政治化的爱情观,重新认识"百花时代"的文学,也能对当今文坛提供一定的警示.     

试论和谐文化的建设途径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追求的社会理想,每一种社会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和谐文化。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即观念文化出发,和谐文化至少应该包括法治、制度观念、公平观念、诚信观念和美德意识四个方面。和谐文化的建设主要有三个基本途径: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强化人们的法治意识,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复兴中国传统中的"和"文化意识,延续"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     

文学理论的历史如何可能?

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历史的学理依据?根据一般理解,文学理论史依附于文学史而存在。但是,文学理论史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首先体现在文学理论通过对文学概念的理解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写作。文学理论还有着独立于对文学现象的评述以外的来源。它与哲学和伦理学,与心理学和语言学,也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研究联系在一起。因此,现代文学理论不是从"诗文评"直接生长起来,而是文学现象评述与理论建构交汇的产物。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所谓"接地",是指理论的种子在文学现象的"地"上生长起来。理论自身的历史是存在的,它有着自身形成、发展、成熟、衰亡的历史,就像物种一样。生物学比喻对这种历史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及其建构路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建构文化自信愈发成为中国步入历史新阶段的紧迫任务。建构文化自信面临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相对滞后、文化价值诉求的相对混乱、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的相对失语等,这些问题成为制约中国迈向文化强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站在时代发展前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反思并超越传统意义上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努力克服现代性困境,破解现代性发展之谜,积极寻找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文学性与文学艺术终结论

有关文学是否会终结于电信化时代的话题目前成为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争论不休难达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终结"一词的含义界定不清晰所致,缺乏一种对理论前提的批判意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学的"时代"终结了,而不是"文学"本身.另外,某些学者对"文学性"泛化的言说,造成了"文学"与"文学性"的错位,看似是对文学出路所作的一些变通性思考,其实是真正意义上对文学的杀戮.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生命和谐与完整的需要,至今仍然是人类无法离弃的精神家园.     

文本、想象与认知建构——河西走廊的文化镜像分析

关于历史与文化传统,我们总是信以为真,而晚近的知识社会学却发现这不过是主观的认知与建构。来自人类学的田野报告也表明,无文字社会被文字社会的权力话语所遮蔽和扭曲的真相有待重新体认。20世纪80年代深受人类学影响而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学派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并无芩质区别,只有带着高度警觉的批判眼光深入分析,才可以探查到被叙事话语所遮蔽的东西。本组笔谈分别以河西走廊的文化镜像、《春秋》和《礼记·王制》为对象,采用知识考古和多重证据的论证方法,揭示汉语文学叙事如何隐匿并重新表征对中华西部的想象图景与认知建构,透视被出口性的"丝绸之路"常识所遮蔽的进口性的"玉石之路"真相;剖析了《春秋》繁杂的阐释史和阐释本身怎样直接导致了"正统"文化观的建构和巩固,解蔽了"五方之民"叙事所隐含的"中国"叙事者的天下认知图式及其渊源已久的族类编码观念,从而反思长期以来的中原中心与正统历史叙事话语之特质。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分析

互文性是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指涉,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即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关联.马克思文艺理论认为文艺应立足于社会实践,文艺是整体性的社会规划的一部分,这与互文性理论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及克里斯蒂娃的观点,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以及互文性的理论框架中成功地将边缘文化中心化,揭示了阶级制度下劳动与人类本质异化的现实.     

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困境与趋向

当前文学理论的建设取得了不凡的实绩,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文学理论的发展除了受到自身的内在机制的影响,还受到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外来文论话语、批评实践等方面的推动。由于社会关注焦点的变移、自身在话语方式的转换与本体理论的建构方面滞后于文学现实的发展,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困境。文学批评只有给予文学现实和文学经验更多的关注,重视文学批评实践对理论的建构作用,加强批评自身的实践力量,强调和突出批评的理论建构功能,积极参与本体理论的建构,增进对文学现实的阐释力,才能摆脱上述困境,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期刊运作与创造社的文学史贡献简

创造社期刊运作是现代文学史中关于文学生产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昭示了传统社会解体后一个以出版物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以出版物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一代职业作家,培育了一代职业编辑,拥有了一代读者,实现了对文学的重新定义,提供给文学史研究以崭新视角,发展了个体写作与群体意志相结合的写作模式,产生了一代崭新的文化人。它左右了文化生态格局,甚至强有力地参与了社会历史的建构。没有期刊运作就没有创造社的异军突起。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文化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文艺思潮,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通过宣扬自我意识和绝对理念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历史观念、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所宣扬的滞后的倒退的历史观念、空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潮所宣扬的超前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教条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所宣扬的各种时空错位的历史观念等进行了深刻的解析,对推动历史发展,弘扬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消解与建构:文学文化学视野下的都市小说

都市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只有采用一种更为理性、也更为历史具体的文学文化学视野,才能把握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性和功能.都市小说在90年代呈现出消解与建构的文化态势,而进入21世纪后,它将伴随着都市的充分发育和都市人生存实践活动的深入,实现新的文化价值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