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的深化程度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1998-2014年福建省的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门槛特征。结果说明,福建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门槛效应"。在金融深化前期,福建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缩小作用;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强,这种缩小作用逐步减弱,中间经历一段较为均衡的阶段;而当金融深化进入后期阶段时,福建金融深化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明显。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为探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以2000—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跨期经济模型和门槛效应,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结论与分别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和以SO2排放总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恶性累积效应的负外部性,期初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时,环境污染随着门槛区间的上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越强;同时,公共服务支出、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分省市横界面数据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符合倒U型假说，并且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偏低而居民储蓄偏高进而引发总需求的不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效应予以了解释。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利用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不但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而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渠道降低了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如果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农村金融效率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对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作用将逐渐减弱;从空间效应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不能直接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能够缩小周边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数字经济能缩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不能缩小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因此,东北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应与中部地区建立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联动机制,东部地区应抢占全球数字科技战略制高点,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目的/意义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是破除传统金融排斥,促进收入较低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未来实现金融扶贫和农村居民共享数字红利的重要途径,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设计/方法将机制分析与机制验证相结合,从乡村创业角度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结论/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乡村融资约束,以推动乡村创业的方式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体现出数字红利的特征。为巩固我国扶贫攻坚成果,基于金融视角需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居民数字化素质培养和教育发展。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用泰尔指数度量了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面板协整模型,并进一步估计和分析了误差校正模型,考察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效应。分析发现:甘肃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人口红利能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通过收集中国1996-2016年人口红利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程度和人口素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人口素质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资产匹配和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数值较小,人口资产匹配效应并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呈现两个阶段态势,前一阶段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后一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随着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人口素质的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逆向财政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差别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难题。目前,中国财政制度政策的安排,导致相对较穷的农村部门的广义税收负担大于其财政收益,这种劫贫济富的逆向财政机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通过构造逆向财政指数,测算结果表明1998—2015年中国财政始终存在逆向财政机制问题。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逆向财政机制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反过来加深逆向财政机制的程度,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关系。为消除逆向财政机制,应当建立四进一扶的涉农财政新机制,将农村居民缴纳的税款整体还给农村居民;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不仅实现地理意义上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着力实现身份意义上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消除对农村居民财产权法律制度上的歧视性安排,使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财产权利。通过这些措施,形成顺向财政机制,从根源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十分重要。文章在对我国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基础上,运用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等指标,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农村金融资源未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元结构、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强化了原本就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人口流动带走了乡村大量的优质资源。该文利用1996—2011年数据,构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和人口流动的协整方程,得出: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差异,而人口流动也扩大了城乡差距。因此,要构建引导城市资本、人才向农村流动的政策,以缩小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     

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进程关系研究

选取衡量广东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建立时间序列,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1984—2008年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