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司中文铅活字”考论

"汤姆司中文铅活字"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聘请英国印刷技师汤姆司(Peter PerringThoms)负责监制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其研制的缘起是为了《华英字典》的出版,它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套中文铅活字。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关闭后,这批铅活字后被赠与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广州印刷所,1856年毁于广州大火。"汤姆司中文铅活字"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过重要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

作者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厦门贸易中心出现的特殊历史背景、其在厦门贸易的困难及其一直致力于在广州建立商馆的努力等几方面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指出这一转移的必然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台湾

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其中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为最重要.而台湾位于东南海上,也受到战争的波及.本文拟就战前英国侵略者对台湾的窥伺,以及战争期间台湾军民的筹防备战与抗英斗争作一简要论述.一英国侵略者对台湾的垂涎,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期.早在1631年前后,一个为荷兰人服务的苏格兰人威廉·康培尔(Willam Cambell),就建议英国东印度公司去占领台湾,与荷兰人竞相开展对华贸易.但因当时英国人实力不够雄厚,这一建议未被采纳.16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始派两艘商船到台湾,与郑氏政权接触,谋求通商,并在那里设立了商馆.但由于郑氏政权生存的时间不长,加上当时的贸易额不大,英国人早期对台湾的窥伺没有取     

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1834—1867年我国对外貿易的变化与背景

我国1834年前的对外貿易操縱在东印度公司之手,当时貿易情况曾由外人摩斯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编成《东印度公司对华貿易編年史》一書。自1859年到1867年間我国海关有《中外貿易统计》年刊(Returns of Trade 1859—1863;Customs Annual Reports 1864—1867),但記載并不完整(如鴉片进口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統計并混入中国各埠間的貿易。直到1868年后,我国始有較完整的海关貿易册,記載对外貿易之数量与金额,并有按貿易港口与国别的統計。所以一般研究我国对外貿易都自1868年后开始。1834年(即东印度公司被英国議会撤销垄断权利的一年)到1867年是我国对外     

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兼论澳门是文化交汇的桥梁

中西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则似是从葡萄牙人于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进入和租居澳门开始。以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于是中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频繁的关系,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在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叶的历史时期,澳门作为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区,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转运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座桥梁。     

论18世纪末期中西贸易的变化

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前期,中西贸易就其参与者、商品的规模、结构等方面来看,都经历了相当大的改变.这期间,1780-1800年的变化尤为显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西贸易中渐渐取得无与伦比的地位,欧洲大陆的诸多公司则逐渐退出;在"折抵法案"出台后,中国进出口商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日见繁盛.     

鸦片在山西的危害

清朝前中期,鸦片只作为一种药品,由阿拉伯、印度运进中国,数量很少。乾隆末年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鸦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获利商品向中国贩运,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到了道光初年,鸦片种子也传入了中国,中国开始种起了罂粟。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点论略

16-18世纪是中国和西欧进行全面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特征凸显出来.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第一次传到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儒家文化也传到西欧,中西方文化传统发生了剧烈的交融与冲突.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文化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泰戈尔生于印度孟加拉首府加尔各答,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发了财,成为柴明达(地主)。到了他父亲手里,家道中落,负了不少债务。他父亲深受印度启蒙运动大师罗阇·莫罕·罗易的思想影响,同时又接触到了西方的,特别是英国的学术文化,有民族主义倾向,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热爱印度古代文化,但又与社会上传统风俗习惯相抵触,结果几乎被视为没有种姓的化外之人。泰戈尔降生的时候,正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的时候。他的家庭同这个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些都对泰戈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

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朱立元关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问题，近年来似乎又一次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若冷静客观地审视一下８０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状况，那么，应当承认，这种对话并非十分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平等＂），即从总体上来...     

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角度论英语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汉英语言特征和东(中)西(英美)方哲学传统和思维模式的描写与分析,探索语言与思维内在联系之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以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论述英语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与《醒世恒言》的翻译

《醒世恒言》是冯梦龙的杰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探讨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对《醒世恒言》的翻译所做出的贡献,揭示《醒世恒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英国汉学家西里尔·白之与《明代短篇小说选》

《喻世明言》是冯梦龙的杰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汉学家西里尔.白之选译了《喻世明言》中的六篇故事,编辑为《明代短篇小说选》。在此将分析其编著的翻译,揭示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威廉·琼斯与英国印度学的确立

威廉·琼斯在印度文学研究上坚守人文主义学术传统,以一种超前的世界文学视野和文化多元性理念来观照梵语文学并给予同情理解,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定型思维.他从莫卧儿帝国的文化压制和婆罗门阶层的知识垄断中发掘出大量古代梵语典籍,奠定了英国的印度学的重要基础,并在欧亚大陆上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打破了欧洲人对印度文学的无知,启迪了赫尔德、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激发了印度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化革新运动"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琼斯又受专业主义学术潮流和殖民主义力量的裹挟,他的印度法律研究沦为了殖民统治的附庸.琼斯印度学为当今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交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镜鉴.     

一八一七年美国对华输入鸦片量质疑

胡绳同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千九百箱。”(1981年版,页26)刘大年同志的《美国侵华史》也说:“据一八一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一年各国运来中国的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西画东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因传教之需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洋绘画。西洋绘画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画坛上开始出现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融合的新局面。“西画东传”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印度移植英国政治模式的困境、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印度在1947年独立前后,部分移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但无法完全生根发芽,只能异化变形,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经历了200余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在政治模式上,印度仍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英国本土的政治模式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已经产生并孕育了自身古老而持久的文化特点和传统习俗,它们对从外国简单移植来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具有强烈的不适感和排异性.通过对印度与英国政治模式上的差异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许多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益的启示.     

马礼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是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西方国家。当时来华的英国人基本上以商贾、军僚、传教士为主,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英外交活动的主体。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由于谙熟中国语言与文化,往往充当商业乃至政治的世俗角色。"传教先驱"马礼逊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考析马礼逊出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译员、参与中英冲突交涉、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秘书访京、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等史实,对其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中之重要作用予以粗浅阐释。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