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价值

关于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史学界曾掀起几度波澜。本文旨在从现实需要和主体的认识根源两方面反思农民战争历史评价的变化及其变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内容。在此基础上 ,进而阐释农民战争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新的学术视野     

“红色经典”:艺术真实是怎样转变成历史真实的

重新评判红色经典的功过是非,关键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而是要研究它怎样被转化成了历史真实;只有解决了这一重大而务实的理论问题,才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因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非意气用事的妄加指责,才是正确对待红色经典现象的批判理性精神。     

人民性：历史文学中历史真实的体现

历史真实是历史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文学的人民性是体现历史真实的关键方面。无论是围绕人民大众的生活展开情节，还是以帝王将相做主角，历史文学中都应真实地反映出那一时代人民的命运、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历史作用，展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缔造者的历史真实。     

《桃花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的杰作,它既串演了生动的传奇的爱情,又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乃至哲理思辨,而且具有艺术的审美意蕴,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重新审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

发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一场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革命,它首次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在一起,从而明确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继续倡导向西方学习,使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它也对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节目“真实”与体验“真实”——关于“真实电视”的真实性探讨

“真实电视”是众多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类型之一,它向受众展示了真实的生活影像,也为受众带来了真实的生存体验。本文从审美主体的真实、节目内容的真实、受众的再创造真实的角度对“真实电视”进行了真实性探讨。     

历史决定论探微——兼评历史选择论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历史选择论。文章认为,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但历史主体的历史选择本身就是受主体需要、客观条件、历史规律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唯物史观在哲学史上变革的实质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历史选择的决定论根据,从而为历史主体自觉地创造历史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

说到历史进步,必然要涉及评价。评价主要有历史评价和价值评价。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评价是一致的;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针对的特定问题而言,两种评价又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在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进步?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坚持价值评价应当服从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要轻视以至排斥价值评价,而是旨在合理地对待价值评价并正确处理好两种评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种评价并非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贯通的。马克思对经济学史上西斯蒙第和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争论的有关看法,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进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进步问题上的"崇高"与"鄙俗",应当给以合理的看待。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以“沈崇事件”的叙事争议为中心

个人叙事是构建历史真实的重要素材之一.历史学者谢泳发表的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引发了诸多以个人叙事的形式出现的批驳之声,为研究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案例.本文从叙事表演的角度,通过分析被述事件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的身份构建以及叙事手段的使用等要素,重点审视有关批驳谢泳演讲的个人叙事.本文认为,个人叙事对于事件的重构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叙事者身份及其依靠的主流价值,而是有赖于讲述的准确性、逻辑性与完整性.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袁世凯得以经过洹上三年的隐居生活东山再起,并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出任民国大总统,此中因由,就外部而论,主要来自于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西方列强及部分革命派分子的支持,以及满汉矛盾尖锐复杂这一有利的政治局面;就内部而论,主要是基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他喜好结交、仗义疏财,广结姻亲,且政绩突出:编练新军、重视教育、兴办实业、禁毒禁赌等。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而是权利搏弈中的实力体现。     

袁世凯与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与崑冈等人的争论,仍是义和团时期清流派与洋务派争论的继续,崑冈等尊崇儒家学说,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不是离经叛道,仍然坚持尊王攘夷,杀洋人,杀教民。袁世凯等反对杀无辜洋人、教民,主张严刑峻法,坚决镇压以遏乱萌,杜外国兴兵借口。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

这反而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宋无诗“史”的特点。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李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100875~~~~[1]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元人十种诗[Z].北京:中国书店,1990 [3]袁世硕,阿布晋一郎.解识龚开[J].文学遗产,2003,(5):8496.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