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天官书》“记国家大礼”,由此可见司马迁把天事当作重要的政治内容载入史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职,《天官书》可认为是他的述职之篇。由此,可以把《天官书》作为考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主要视点,从中可以发现,《天官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天人感应思想、通变思想和大一统思想。     

刘向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辨异

“天人感应”是西汉时盛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它是维护西汉王道政治的一种权威观念。“天人感应”的命题是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它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为了适应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需要,他以封建大一统主义为指导,利用殷周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及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神化天人关系,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论证了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直接为维护西汉王权服务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中西会通 天人相应——薛凤祚引进西方占星术面面观

引进西方占星术并与中国古代占星术会通,是薛凤祚《历学会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天文学和占星术还没有完全分离的明末清初,薛凤祚在引进西方天文学的同时带进占星术的内容是不足为怪的。薛凤祚不赞成一般占卜者信奉的“天人感应”,他研究占星术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应”,这在当时是一种由神学向科学靠拢的进步。从天文学角度看,薛风祚认为西方占星术比中国的有理,但亦指明“不可以为是也”。虽然如此,但“为益世教,未尝无也”。薛凤祚对占星术的认识是辩证的,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完成了占星术的中西会通。     

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先秦天人之辨评述

天人之辨,正如王霸之辨、名实之辨一样,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争论问题之一,是有关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它上承原始社会“补天追日”思想和“天神崇拜”思想,下启秦汉以降“天人感应”、“名教本于自然”思想等等,递相争议,直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才基本上得以澄清。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了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这一转折支配并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和政治。在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地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的占星学思想成了《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据此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由此可见,占星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红楼梦：天书与人书的诗意融合

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对《红楼梦》做出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作者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天人感应”文化哲学的审美化，即天书与人书的诗意融合。从这一基点出发，本文对《红楼梦》的多元视角、非情节化描写、影子描写术、超现实叙事、预言叙事、时空结构的人文色彩等叙事特点做了分析。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重评“天人感应”说的历史功过

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学说,因其为君权神授制造根据而在近代以来受到持续批判。本文在肯定这一批判的同时,依据相关史实着力发掘了“天人感应”说在封建政治运作实践中所发挥的某些正面作用及其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专制君主在处理国家政务中的随意性有一定约束;其次,它对君主奢侈心具有抗衡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学说不仅常被官僚儒生援为奉行德治主义仁政路线和实施革故鼎新之举的理论依据,而且参悟到天灾人祸之间确具某种本质联系,并据此对专制皇权进行力所能及的限制。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批判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且用神秘的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孔孟的学说,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天人感应”论,就建立和巩固封建大一统来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当时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哲学思想本身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极其荒谬的神学唯心论。而这种荒谬的东西,又为中国尔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坏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重新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     

《白鹿原》: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简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尤为重要的收获”,陈忠实创造性地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之与中国民间文化元素和中国儒家天人感应说相融合,创造了以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秘史,丰富并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尽管“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但这种书写现象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这一官修史书，值得深思。以往学者无论从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从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谈及这一问题，都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学说，但在具体论证中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特别是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及，汉代“变复之家”积极宣扬德化变复思想，使得蝗虫从“灾虫”化为“神虫”，这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的王充，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乐者，乐也”——从《乐记》与“孔颜之乐”看儒家音乐的发展逻辑

《乐记》是在儒家天人感应观念形成的理论过程中成书的，因此儒家对音乐的认识亦在动荡的思维革命中不断变化。礼与乐亦是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因而便必须有特定的功能；音乐的功能在于感发人的善心，达到人与自身、社会、天地的和谐，所以它只是手段。在道德的最高境界里，乐音是要被扬弃的，圣人体会到的是“无声之乐”，这是儒家音乐衰落的重要原因。     

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

本文从统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天人感应”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着重分析了这种思想对东汉宰相制度的影响。作者认为，在东汉三公实际作用消弱的诸多因素中，“天人感应”思想的作用不容忽视。     

《春秋繁露简论》

汉代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武帝初年“天人三策”的作者,他的思想和学说,历来受到封建儒学者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在学术上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有歧异的。本文仅就他现存的著作集《春秋繁露》一书,拟作一点粗略的检视,以求有助于研究这个古代思想人物。 关于《春秋繁露》一书 的流传和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