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从梁方仲教授的学术贡献看史学的功能

梁方仲先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蜚声国内外。梁方仲先生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切。他本来学的是经济学，1952年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前，他也一直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但他选择了明代财政经济史作为研究园地，是由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必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入手，而田赋制度是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近代田赋制度是从明代一条鞭法开始的，所以他希望能从明代一条鞭法切入，形成对中国近代经济诸问题…     

明清时期海南岛的三差黎和四差黎

明清时期海南黎族有不纳粮不当差者,有纳粮当差者,有纳粮不当差者。海南岛南部崖州地方的黎族中有三差黎和四差黎。三差指均瑶、均平、民壮;四差指均瑶、均平、民壮、驿传。虽有三差黎和四差黎的名称,但在实际缴纳差役折银时,三差黎和四差黎会享受减免的优待。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给予经济照顾,这一做法有其进步意义。     

明代一条鞭法之兴衰——立足于法律实效的分析

一条鞭法的施行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本文从法律的实效这一侧面分析明代一条鞭法的兴衰。一条鞭法产生的背景是旧的法律在执行中为利益集团所侵蚀,一条鞭法旨在重建一种能为各方接纳的新的利益格局,而一条鞭法的失败则缘于权力格局的改变产生了新的特殊利益。法律的实际效力取决于国家权力与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这是法律改变社会的限度。     

“一条鞭法”新解

以赋役合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经历了从创办到局部实施,再到全面实施的演变过程。但是,一条鞭法改革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也没有体现出儒家财政理念中所述的轻徭薄赋思想,它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从博弈角度来讲,属于零和博弈。仅仅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均平赋役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不彻底改革,给官吏带来了寻租的机会。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明代北直隶的矿税和鱼苇税

明代的北直隶辖八府二直隶州,属京畿要地。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不够发达,矿税负担相当高,是明代全国负担最重的地区。鱼苇课,原来只是对鱼船、苇场征税,后又在无鱼苇之地额外加征其他税课以充鱼苇课,如卖苇箔税、卖鱼税、落地税、果园菜畦税及窑井税等,当地人民赋税负担沉重。     

关于交易费用的几个问题

对交易费用概念,目前存在三个角度的解释,这些解释都离不开康芒斯的“交易”论述。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人们只知道威廉姆森的解释而不知道诺思的。其实,诺思从商品和服务的多维属性、信息不对称、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等方面对交易费用决定因素的分析是颇有说服力的。交易费用具有浪费性和可降低性等性质和特征。对交易费用的计量目前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地方保护与过度竞争的形成--以分工与交易费用的关系为线索的解释

产品的同质化、企业数目和成本增加等因素是此前已被证明了的直接引致过度竞争的因素.本文力图以分析地方保护与这些因素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基本路径,以分工与交易费用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地方保护与过度竞争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提供一个形式化的解释.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律师费用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为环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律师费用转移规则,是确保该法律有效运行的"激励机制",其激励民众、环保团体等主体提起诉讼,以监督、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构建生态文明。     

明代比限制度的流变

比限制度,即分限征收法,始于两税法,五代、宋、金、元、明初皆推行“两税三限制”,其具体含义是夏秋两税各立三限征收,这个时段的比限制度主要是中央针对地方负责赋役征收的官吏以及各职役而设置的,核心在“解纳”这一环节。明中叶以后,随着赋役货币化和官员考核倾向于“赋役完欠”,州县地方政府开始针对纳户设置比限制度,地方设限的核心在“征收”这一环节。起初,地方政府主要设立三限制。随着条鞭法不断深入,嘉靖中期至万历初期,各地所设限数五花八门,自三限至十限皆有,但南方开始以六限、十限为主。万历十年（1582）以后,各地所设限数开始趋向统一,南方以十限为主,北方以四限为主,最后南北皆趋向设立十限制。因设限取决于地方官,所以各地的期限数目与追比方法是不断变化的。中央设限与地方设限,自始至终皆有互动,尤其是中央设限对地方设限影响很大,而地方设限也会影响中央设限。     

明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

明王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十分严密,搜刮也很严厉。盐税收入约占明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一、盐法明代天津盐法凡三变:明初“开中法”,明代中叶“折色法”,明末“纲法”。成化七年(1471),北直隶、陕西一些府县发生饥荒。明政府召天津盐商输粮于这些府县,规定输粮4斗给一引盐。这是明承宋元旧制召商输粮于边,以济军粮的开中制度。开中制的实质是天津盐商以力役和实物向明王朝换取盐业的专卖权。     

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东省胶南市、菏泽市的实地调查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致使垃圾处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地区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为了突破经费短缺的困局,一些地区开始向农户征收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到底农户是否愿意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支付愿意.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年家庭纯收入、农户经营活动类型、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环保的关注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国际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的启示

本文从医疗费用需方控制、供方控制两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实施的现状,提出我国目前存在的难点问题,再借鉴国际经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世界典型国家--美国、新加坡、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相应的做法并得到启示,为我国今后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清代四川夫马局的兴革

清代的“局”“所”这类机构是研究地方行政和社会变化时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因其名目繁多,类型不一,基本不在清代正式的职官体制内而朦胧不清。以清代四川的夫马局为例,详细梳理其设立、运作、整顿与裁革的过程,可藉此窥探它在四川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乾隆中期设立专门的类似于夫马局的公局前,四川民间一直存在着捐帮夫马价的传统。18世纪中后期,由士绅在县主的委派下设立公局,以按粮摊派来解决差役问题。一些地方的夫马局,差役只是名头,实际成了地方经费的重要来源,士绅便逐渐进入了经制中原本该由地方官来经收的税收事务中。夫马局经费的征收与管理,大体经历了绅—官—绅的复杂过程,其间的纠结与游移尚未受到足够的关照,不应被淹没于尘埃之中。     

交易费用、制度和理想国--政治经济的形而上学

交易费用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其本身却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我们试图解释何谓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性质以及关于交易费用变为零这一假设等相关问题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 ,使我们不得不涉及到了经济学之外 ,涉及到制度以及理想国的假设。这使得我们的思索成为一种关于政治经济的形而上学     

交易费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各个学者对交易费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有较大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 ,在外延上 ,交易费用除了指一般交易过程必须付出的费用之外 ,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讨价还价等费用 ;在内涵上 ,交易费用是否应当扩展到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甚至制度动作费用的意义上。概念的差异由人们对机会主义行为是否存在普遍性这一认识上的差异产生。由于不能简单地排除机会主义普遍存在的可能性 ,也就难以将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费用排除在交易费用概念之外。实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也会因为是否涉及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 ,而差异甚殊。为了客观地反映这些差异 ,便于在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运用交易费用概念 ,应该定义宽窄不同的交易费用。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的概念则应与交易费用概念相区别     

新农合定点医院医疗费用控制政策研究——兼论德国、英国、美国、新加坡的医疗费用控制经验

医疗费用上升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国外的医疗费用控制模式各具鲜明特点。面对新农合实施以来的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不合理上涨问题,新农合定点医院作为医疗费用的主要产生环节,理应扛起医疗费用控制的核心担子。在对比分析国外医疗费用控制模式的基础上,发现新农合的制度机理有西方医疗保险和国家办医、管医的共因,尤其是在医疗服务提供方,医疗服务机构在医疗费用控制方面首当其冲。因此提出新农合定点医院的医疗费用控制政策:分层次确立新农合支、补机制;建立新农合定点医院合同制规范体系;引进国际移动医疗实践;构建福利性质的基层社区医疗保健体系;形成定点医院内外双重治理格局;以全面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增进其利民惠民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