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论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魏了翁是南宋中期蜀中的大学者,自来以他为著名的理学家。然而其青少年所学及在鹤山书院所教授者实为记览词章之学,尤其晚年撰著《九经要义》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更与理学家的探求义理的思辨方法完全异趣。在理学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际,他与理学家交往,并受影响,但在基本的理学观念上不仅与正统的程朱学派不同,还持以批评的态度。他为理学创始人向朝廷请求赐謚并取得成功,这仅是政治活动性质,并不具学术的意义,因此文章详细梳理魏了翁交往的理学家及其交往过程中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证明不能以理学概括魏了翁的思想,他亦非典型的理学家。     

晚明爱情传奇中的情理冲突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 ,时风浸染 ,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 ,“三纲五常”的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 ,就不难发现 ,当时的传奇剧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与苦苦追求 ,己走到了绝境 ,那几乎是理学思想或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 ,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 ,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 :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 ,使其…     

关于《论董仲舒思想》——与周輔成同志商榷

周辅顾同志所著《论董仲舒思想》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一版)把董仲舒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批判,内容丰富,论点也基本正确。例如他指出仲舒思想是儒家思想,“他想建立一道统,使他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永久大法。”①又认为仲舒思想是代表“白衣”地主阶层利益,“反对特权贵族”,而且在这方面表现了较多的积极意义。周同志并同时指出,仲舒思想,“就其对后世言,其反人民一面,实是主要的。”这些基本论点我都同意。我认为周同志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一读。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论点,我却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向周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理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其易学、理学是其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学方面，他敢于疑古，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对《周礼》等也发出疑问。他提出“天理”等范畴，对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他认为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理”，主张编写历史时应以“书人不书天”为基本原则。在史学著作中，主张德政，重民爱民，师古不泥古等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怎样探讨中国艺术精神?——评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几个观点

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 ,提出庄子精神是中国纯艺术的精神。但是 ,他把庄子的“道”视为中国艺术的最高意境 ;把《庄子》中得“道”者视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 ;把《庄子》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引申为“道是美 ,天地是美 ,德也是美”。这些观点在思想和逻辑上偏离了现存《庄子》文本的基本内容和根本思想 ,在观念和逻辑上造成混乱 ,因此 ,没有在本质上揭示《庄子》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内在影响。     

从明人文集看明代年谱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人文集与明代年谱的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而明人文集中存录的丰富的年谱资料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年谱信息，更具体说明了中国年谱学在明代形成的情况。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周作人明末清初思想论略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明末清初的反对甚至痛恨讲体面话的人或文章、反奴、颂真率等思想为周作人所接受。中国古代笑话至明末蔚为大观，清朝建立，遂渐湮没。周作人看重王谑庵，重在其幽默的风度。他把幽默看作国民健全的标志，缺少幽默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周作人的乡曲之见和“苏杭文学”的提出，延伸为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汇合成他明末清初思想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袁宗道的小品艺术探析

袁宗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主将之一,他的小品创作是其文学理论的实践。综观袁宗道的小品,其小品创作以崇识尚理、简洁精粹、风趣和雅兼而有之的艺术特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新的探索,丰富了公安派文学的色彩,发挥了公安派先行者的作用,对明代以及后来的进步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变了元朝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政策,颁布政令,以朝鲜周边十几个国家为不征之国,主张和平外交,从而奠定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相对友好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的政治家郑梦周,从最初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到先后多次任正使,十几年来多次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其外交政绩有：促使明朝政府免除高丽王朝五年的岁贡,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穿着其官服和便服式样,使高丽王朝换服易裳等.在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朱元璋起初对高丽使节产生怀疑,到对郑梦周等高丽使节的逐步了解,后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是郑梦周外交活动成功的最好注解.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论张岱小品文的世俗性

从审美的角度看，张岱的小品文卸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普通人的视角再现明亡之前其亲历的生活，多方面表现了大众风情，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把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的生活素材诉诸笔端；牵引市民化的人物走进小品文；尤其小说化语言的运用，使得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究其成因，首先是文艺思潮世俗化的时代洪流。涌溢各处、不断浸淫；其次是当时市民阶层爱好并喜做小品文的风气甚炽，使得张岱需要考虑读者的趣味；再次是张岱家世生平的坎坷，使他处于文化边缘的写作境地，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展现市民形貌、礼赞世俗人生。     

明初中期倪谦出使朝鲜的表现和贡献

本文主要评述明初、中期,中国使节倪谦出使朝鲜在完成宣布新皇帝即位登基,颁赐朝鲜国王、王妃礼物的主要使命后,他作为中国明代文坛大家之一在朝鲜的优秀表现和贡献。反映了他倡导宣传实践中华儒家礼仪文化的真诚努力和个人的高洁品格,从而为加强中朝友好和睦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晁错政论散文的艺术特色

晁错政论散文被称为“西汉鸿文”,这充分说明在艺术特色上有很高的价值。而晁错政论散文的艺术特色是通过其思想内容表现出来的,本文试图从立论上谈其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艺术特色,从表达方式上谈其陈情委婉态度恭谦的艺术特色。     

林鸿的闽中诗派领袖之路

林鸿为明初著名诗人。在文学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他的诗歌被视为唐音正声,其本人也被奉为闽中诗派开山之祖。然而经过考察,发现林鸿在明初福建诗坛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地位是随着闽中诗派的崛起、发展而得以确立的。在得到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他的传记却被加入了种种虚构、臆想的成分,“林鸿”成为一个标签,他的诗歌和观念再也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