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与现实因应

社会因法治而文明,时代因法治而进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道路选择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未来要求、国际进程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法治化的根本问题

郝铁川教授在其《冷静、理性地看待依法治国》一文中指出：“西方‘法治国’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行动实现的,而中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则是由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的。……世界上还没有在一党颌导下成功地实现‘法治国’目标的先例,但我们必须创造这方面的经验。”①诚如所言,中国的“法治国”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既是中国法治区别于西方法治所独有的价值蕴含,更是中国法治化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实行法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化进程得以顺…     

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人民记忆"

在当代中国法治、人权和宪政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众多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从不同视角,对权利主体予以了阐释.无论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还是为了弘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离不开"人民"这个轴心概念..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阐释

在哲学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本质论、主体论、实践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交相呈现、彼此支持。本质论通过阐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等核心命题,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其他类型法治的本质所在;主体论通过论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等核心命题,充分证成了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实践论通过阐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等基本命题,客观呈现出一个真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形成的,是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方法论通过论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统筹推进”等基本路径,系统阐明了依法治国的方法论体系;价值论通过论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民美好生活”等关键命题,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之治”的总体价值取向。     

农村社会纠纷化解:从传统到法治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纠纷多由农村精英依据习惯在村落内部得到处理,但现阶段农村纠纷的场域、主体、类型及矛盾尖锐程度都已发生变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矛盾化解的需要.在整个国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是这一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法治教育培养村民的法治思维,加强引导促进村民按法治方式办事,利用历史人物崇拜和现实法治资源培育其法治信仰,是农村社会纠纷化解实现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兼具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味。其核心关切在于人的生存本质以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基于此,生存不是主客二分基础上主体征服、构造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蕴涵了浓郁的主体间性哲学。诸如“党的领导”“新十六字方针”“人民中心”等均属于主体间性哲学的经典运用。其中,“党的领导”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深刻揭示了领导主体和职能主体之间性;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深刻揭示了不同职能主体之间性;“人民中心”即“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职能主体与人民主体之间性。     

法治对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

追求有法律的生活,曾经是人类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一理想历经数千年风雨的历程,终于在现代的中国逐步成为现实.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蓝图,这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在日益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同时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势必意义深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家治理领域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理念,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决定》从依法治国的目标主体、过程主体、运用主体等层面,把人民主体地位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中,并着力使之落实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借鉴其他国家法治发展成果,更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智慧结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导思想,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人民是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全方位深化与拓展的新阶段。全面把握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的当代主题,深刻总结新形势下全面依法治国的丰富实践经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江泽民关于以德治国谁为主体的思想探析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论述了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要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以人民为主体的诸方面的权力道德建设。     

关于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文化渊源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朝历代治国理念,不乏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既是对中国历史几千年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治国理念和文化传统的批判地继承。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在当代,选举制度是代议民主最基本的要素。在我国,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体,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在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有选举权的普遍性、选举权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或秘密投票）等原则。选民登记、选区划分、代表名额、代表候选人的提出与确定、预选、代表候选人的宣传介绍、投票选举、选举结果的确定、对代表的监督和补选等都是这些原则的展开和体现。同时,可将这些原则作为标准来观照现实的选举制度。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的发展,选举法也必须与时俱进。     

论守法的成本与效益

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可以有多种具体设计供选择.其中,判断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于制定法的被遵守和实现,这也是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如果制定法不能使守法主体从中受益,那么立法以后人们就不会按照法的指引行事,法律就要被架空.所以,守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是守法主体能否从根本上自觉接受法的指引的内在动力.当守法的法定效益和边际效益之和大于守法的综合成本时,人们便在行为选择上产生适法偏好,制定法就会得到尊重和实现;当守法成本大于守法效益,即守法无效率或者呈负效益时,人们在行为上就表现出逆则倾向.保证守法的正效益,不仅需要在立法之时自觉设计,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多做授权性立法,更要在执法和司法环节时刻做好守法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衡平,既确保静态的制定法规范中的守法效益大于成本,还要在法的遵守与实现的动态过程中确保守法行为不致于出现负效益.     

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爆发了以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从而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讲：“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的思考

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定用语,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发挥根本大法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条文,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强有力的宪法保障。     

对无效合同宣告制度之相关问题的探讨

我国新《合同法》设置了无效合同制度 ,对于规范合同行为、正确订立和履行合同、建立良好的合同环境、确保合同交易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合同实施过程中 ,对于合同无效的认定及其相关问题的处理由于规定得不具体明确 ,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 :无效合同宣告的条件、时效、主体等 ,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法学构建进程中的近代银行法

近代银行立法与研究始于晚清,民国时呈现蓬勃之势,大量银行法译作与专著以及专门的研究团体出现.从法学构成要素来看,近代银行立法较完善,法学研究活动较活跃,政府及民众运用法律调整银行及金融关系意识也越发深入,可以说,近代银行法学趋于形成.但由于缺乏代表性的银行法学著作及法学家,未有系统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至南京国民政府结束时,近代银行法学终未形成.     

无效合同制度与可撤销合同制度之竞合--兼论债权人之选择权

《合同法》设置了无效合同制度与可撤销合同制度,对于我国合同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无效合同制度与可撤销合同制度在法律规制上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均有竞合,但对此竞合如何处理又无明确的规定,这无疑给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和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为此,本文对其制度创设的法理基础以及债权人如何进行选择作一探讨,以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