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董仲舒之“元”的重新诠释

学人重视诠释董仲舒之“元”的意义,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仲舒之“元”是始、本、原之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可以泛指不同层次的本原。董仲舒之“元”不是元气,也不是特指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董仲舒之“元”具有神圣的意义,因为“《春秋》大元”,“元者辞之所谓大也”,元与皇帝建号相连。这为董仲舒贵始重本的思想建立了神圣的、经典的权威根据,从而加强了人之贵始重本的责任感。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经权与文实——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春秋正辞》的书法

我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庄存与的论文中,对《春秋正辞》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意义作出了说明,对其书法方面却没有论及。而书法历来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说《春秋正辞》从内容上具有不重微言,只讲大义的特点,与《公羊》学存在差别,那么,就讲求书法而言,则与《公羊》学如出一辙。从书、不书、当书而不书、不当书而书、常所书、偶所书等所谓《春秋》书法中,以推见圣人之义,是《公羊》学阐释《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与《左传》、《谷梁传》的区别。庄存与不仅在《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中论列了这些书…     

逢丑父救齐顷公：何以“当斮”?——公羊学对大夫行为动机、手段和结果的判准

齐国大夫逢丑父在“鞌之战”中,与顷公换位,舍己之身而救其主,却被晋国大夫郤克斩杀。从公羊学视角来看,尽管逢丑父的原初动机是出于拳拳之忠心,但是他的行为不符合《春秋》所规定的君臣尊卑大义,因此其行为动机不能作为减免罪刑的依据。逢丑父让其君以臣子身份逃跑的手段使得顷公陷入被动不义的境地,背离《春秋》“国君当死社稷”的原则要求,不符合《公羊传》“反经合道”的行权思想。逢丑父救主行为导致的结果,包括令顷公受辱,让齐国宗庙、社稷蒙羞,不利于维系周朝宗法制度之下“尊尊”的价值体系。因此,从行为动机、手段与结果综合分析,逢丑父救主违背孔子所设定的王道正义,不仅不当嘉善,更当受到《春秋》王法的制裁。然而,公羊学家通过高扬《春秋》王义的理论使得“尊尊”价值成为大夫行为中的最高政治律令,这种政治思想具有将君主推向权力绝对化地位的倾向。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略谈“以经决狱”

在我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以经决狱”。所谓“以经决狱”,就是用记载儒家圣人言论的典籍,作为法官判案的准则。这个现象开始于汉代,倡行人就是那位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作过地方行政长官,有治民办案的经验。据东汉末年的应劭说,董仲舒老病退休在家,朝廷仍多次派遣职掌刑狱的延尉张汤去向他请教。董仲舒于是著《春秋决狱》一书,详细记载以经义判决刑狱的二百三十二件案例)《后汉书·应奉附劭     

董仲舒

董仲舒是河北古代较有影响的思想家,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终年75岁。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大繁荣、政治大统一的西汉中期,当时劳苦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渐突出,封建统治者需要从理论上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董仲舒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追逐仕禄之途,他幼小“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刻苦读书。《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益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述其:“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萤仲舒不仅博览先秦诸子的著作,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同时还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