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听证的程序规制

量刑听证是法官以听证会的形式,结合量刑前调查报告,在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平等对抗、其他参与主体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对被告人量刑作出裁决的一种特别程序。该程序分别从司法裁判、被告人、被害人、公诉机关四个维度发挥重要的程序效能。然而,中国目前量刑听证的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须通过量刑听证具体原则的指导,提供量刑听证规则制定的参考依据,明确量刑听证的适用案件范围,完善独立量刑阶段的制度建构,实现以程序制约量刑裁量权的目的,最终促进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剖析

随着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量刑不公问题已经受到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发生量刑不公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现行的量刑程序模式无法解决量刑自身所存在的固有问题,而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正是解决量刑不公问题的一剂良药.对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理论问题以及独立量刑程序中三方主体权力(利)问题进行深层次审视与反思,可以为中国从程序上对量刑问题进行有效规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量刑建议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究

量刑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但由于我国在量刑建议制度方面的缺失,导致量刑不公,法官滥用量刑裁量权等诸多问题产生。那么通过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赋予控诉方量刑建议权,从公权力视角下制约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激活辩护方在庭审过程中的量刑辩护权,从而形成动态的庭审量刑机制,使得裁判方针对量刑问题做出公正的量刑判决。而且,在现有的立法空间内,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积极地引入量刑建议制度,通过对其基本概念、诉讼构造模式、制度价值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层次剖析,进一步了解量刑建议制度的内部运行规律,并且在实践层面论证出量刑建议制度在我国法制土壤中可生存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量刑建议制度。     

论犯罪动机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犯罪动机作为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犯罪动机限制死刑的适用,可以犯罪动机的社会性质作为切入点.犯罪动机属于有益社会动机的,不应适用死刑;犯罪动机属于中性动机的,一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犯罪动机属于有害社会动机的,是否适用死刑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未造成多人伤亡的极其严重后果或者犯罪动机反社会的性质未达到特别恶劣的程度,也可考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刑格研究

由于刑法设置的法定刑幅度过大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严格规范,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量刑失衡现象。一些量刑严重失衡的案件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院的公信力,量刑均衡由此成为中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从原则研究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量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刑格是适用量刑基准指导刑罚裁量时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Report on a Research Experiment on the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 A Sample from the Wuhu Model＊

量刑规范化是中国刑事审判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问题。根据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所获得的材料,运用严格科学的经典实验法,通过综合比对与配对比对测试隔离式量刑程序的实施效果,发现隔离式量刑程序具有可行性。它不仅有助于显著提高量刑过程的透明度,更利于增加法官获取、采纳量刑信息的数量与比率。虽然程序参与主体对隔离式量刑程序的满意程度没有达到预想高度,但一审量刑程序结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更优。同时,隔离式量刑程序有助于合议庭功能的实质化,可被视为未来深化庭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调查结果也发现,实验过程中律师作用的发挥不够理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发展隐忧及完善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司法推理以及司法量刑等领域。其在进行裁判、推理及量刑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诸多发展隐忧。如算法裁判易威胁司法自主、算法推理易影响实质正义、算法量刑易冲击审判中心主义等。为了排解上述隐忧,需要明确算法裁判的辅助性地位,确定算法裁判的应用范围以及责任归属,建立算法推理的可修正技术正当程序,不断完善人机协同的算法量刑新模式,从整体上提升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实效。     

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配置的思考

刑法383条的主要以概括性数额加情节量刑标准设置刑罚、罚金与没收财产并存的附加刑、对严重的贪污犯罪分子配置终身监禁。但概括性的贪污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导致适用法律过于灵活;对被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的严重贪污分子终身监禁,不得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违背司法人道精神,以不利于贪污犯罪分子改造。现行刑法第383条的刑罚配置有待完善和修正的空间,但需考虑到刑法规范的安定性,当下可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规定予以明确、细化,限制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的适用。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价值平衡与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

民事再审程序作为诉讼价值选择的结果,其积极作用倚赖于公正、效率与安定的三重保障才能得以发挥.所以,在再审程序设计时,应体现公正、效率与安定的合理平衡.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尽管进行了种种调整,但自始至终都充斥着对公正,尤其是实体公正价值的片面追求,效率和安定价值始终遭到忽视和贬损,以致在许多具体制度设置上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促成了公权侵害私权、无限再审、秩序混乱、终审不终局面的形成,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牺牲了程序的安定与效率,也使公正价值的实现陷入了两难境地.因此,再审程序有用性的正常发挥需要科学化的再审制度做保证.而再审制度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再审程序功能定位的过程中,应放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把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价值填补到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选择中,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严格再审事由,确立当事人的再审程序启动权,缩短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以实现再审程序的科学化.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当前提倡能动司法的背景下,该制度对于能动司法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能动司法在客观上要求加强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同时,释明权制度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和谐社会视野下改革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思考

和谐社会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取得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大利益。不起诉制度为公正审判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筛选和过滤的制度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不起诉制度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还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体现诉讼效益。目前,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基层检察机关在执行不起诉制度时与立法原意相悖的情况还很多,有必要对不起诉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改革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措施有：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细化;酌定不起诉的扩充;不起诉的规制与救济;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     

论酌定不起诉决定中的被不起诉人之公正审判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酌定不起诉制度未赋予被不起诉人公正审判权,这显然是存在缺陷的。赋予被不起诉人公正审判权,是诉讼主体的内在要求,是解决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矛盾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控辩对等原则的需要,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也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意旨,有利于刑事诉讼法任务(惩罚罪犯、保护无辜,教育公民)的实现。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少捕慎诉背景下裁量不起诉的比较法再探讨

有限的司法资源和不断增长的犯罪数量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促使人们反思起诉法定主义一元格局的正当性,裁量不起诉也即起诉便宜原则应运而生。在美国,该原则主要体现为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权力。通过比较法分析可以看到,该权力在美国刑事司法运行中作用巨大且几乎不受制约。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酌定不起诉制度运行相当艰难,个中原因复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引入刑事诉讼法、中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背景下,确立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度扩张原则非常必要。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的思考

在中国目前政府主导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既没有实际的公众参与,也没有有效的议价程序,更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尤其是司法救济途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必须坚持无公益不征收原则和比例原则,在具体个案中,公共利益的判断和征收决定的作出均应经过协商程序。政府征收应首先模拟市场交易,先行与农户进行谈判,补偿款应直接给予农户。土地征收应给予溢价公正补偿,接受司法审查,并保障农民的优先回购权。更重要的是,作为土地征收前提的土地规划应当法治化,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并经过有效的公众参与。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运作机制研究

量刑建议是控方的权利（力）,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活动既有法理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则是符合国情原则和说理充分原则。在制度设计方面,对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应进行限制,要根据办案体制的不同分别确定启动主体,要以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为一般原则,对于是否免除刑罚、刑种及是否缓刑方面,量刑建议应当明确,针对自由刑的刑期建议,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采取刑期幅度的形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活动既对法院产生约束力,也对检察机关自身产生约束力。     

人权法视野下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中国经验与发展前瞻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向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扩展的制度发展过程,既有回应人权司法保障一般标准的性质,也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刑事司法通过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值班律师等制度,为贫弱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是确保其平等实现有效辩护和公正审判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还面临着资源短缺、协调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力量,把握当前司法改革机遇,结合制度倡导、区域经验分享、科技创新等途径积极完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

"恢复性司法"强调维护与重建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其在减轻诉讼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和谐上的巨大功用得到西方各国的广泛认可,"恢复性司法计划"已在西方各国普遍实施.与西方先进的"恢复性司法"相比,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目前存在调解适用范围狭窄、忽视被害人个性化需要、片面追求"报应正义"等缺陷,已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鉴于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恢复性司法"与我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相通之处,将"恢复性司法"与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调解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目前"恢复性司法"适用的配套措施尚不健全,因此,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应着重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层面的引入,与此同时逐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以期最终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制度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