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历史基础

法律的基础是什么,这需要从其历史基础、社会关系基础以及道德与宗教基础三个维度来考察。实证主义法学派是把法律视为政治工具,自然法理论则把法律视为道德工具。而历史法学派则把法律看做群体记忆的表示,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特质。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与自然主义法学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自然法学者与实证主义最终在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上还是分离的。实证主义与法律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所缺失的是对法律历史维度规范性意义的认识,这种冲突可以在历史具体情形中得以解决。历史在其动态意义上与政治和道德、意志和理性一起成为法律的基础。必须援引历史才能对法律产生一种适当的理解。将历史法学加入到流行的政治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中去,以一种新千年的眼光来看待处在危机中的西方法律传统,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与其他法律传统的融合。上述三大学派的融合,即或许可称做整体性法学。     

对立与依存:法与政治关系中的两大传统

法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中的基本问题。自古希腊城邦古老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至当代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潮,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都成为它们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因为法与政治的关系对国家或社会所具有的标志性或表征性意义,而且因为在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理想与现实中,蕴     

再论“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     

俄罗斯宗教哲学特点浅析

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是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实困境促成这一时期哲学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质和人道主义特点,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关注人的存在、人的精神、人的自由和人的神性;思维方式上注重直觉和信仰,强调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康德反对基督教吗?

长期以来,人们对康德的道德宗教与基督教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坚持"传统性诠释"的一方认为,康德的道德宗教是反基督教的,理由是其思想中理性的、普遍的以及纯粹道德的信仰与基督教中启示的、特殊的以及历史性的信仰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与此相对,主张"肯定性诠释"的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断言,基督教中的教会信仰对道德宗教中理性信仰的确立具有导引作用,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由康德对基督教典籍《圣经》的诠释来看,人们将会发现前面两种解读各有不足,道德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彼此冲突的,也不是相互包容的,而是一种对话关系,即尝试在以理性方式解读基督教的过程中,查勘理性神学与圣经神学、纯粹道德与历史信仰之间的张力与对话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进而为构建道德宗教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路径。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之探析

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是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传教方式、中国文化对基督宗教的反应、非基督运动与本土化运动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冲突 ,源于不同思想理念的混淆 ,没有分清基督宗教的超越信仰的价值维度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维度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

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峙关系之中.汤因比认为这种生态危机与西方的文明危机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文明危机又与人类生活世俗化、宗教精神的衰落有关;他明确反对传统基督教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并主张利用宗教中的自我克制精神来遏制人的贪欲,力图建立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优点的爱的宗教,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缓解生态危机.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

世界大多数宗教都是伦理型的宗教,坚信如果没有伦理因素,不仅宗教生活将会失去精神支持,而且整个宗教信仰乃至人类社会文化(尤指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佛教及某些传统民族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也将失去道德基础.但这一信念在当代和平主义思潮和全球化境遇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区域战争的新高潮中,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处境.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主调是和谐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没有强调这个主调,而是在跨国公司意欲控制全球资源的大背景下,对落后国家采取了对立态度,美国理论界抛出"文明冲突"论,对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文化采取了对立态度.如何看待宗教的价值趋向?宗教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这类问题自然引起了深切的关注.     

法律至上·权力本位·信仰塑造——关于克服“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中的障碍“的理论对策

理论法学的成熟与否 ,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法学乃至法制事业发展的关键 ,当我们把法治确定为改革和治国的目标取向时 ,成熟的理论法学显得更为重要。然而 ,我们以往通行的理论法学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人大于法、法自权出、义务本位、工具主义”特色渗透到理论法学的各个方面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计划经济的特色产物不仅困扰法学发展的理论 ,而且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进程。因此 ,走出这些旧体制下法律特色的困惑 ,确立“法律至上、权利本位 ,信仰塑造”的新的现代法治理论是法学界亟需完成的使命。其一 ,确立法律至上地位我…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论汤因比的宗教文化思想

宗教文化思想是贯穿于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乃至于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线索。其主要内容包括:宗教是划分文明类型的标准,宗教决定文明的兴起与变迁,宗教是文明兴衰的目的,宗教是文明的拯救者。尽管汤因比将宗教现象孤立化,片面地夸大宗教的社会作用,但他从中得出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是自决,是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完善,体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深入全面地分析、评价汤因比的宗教文化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它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指导我们的现实实践活动。     

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概念辨析

随着法学(律)方法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亦成为学界争论颇多但尚未达成基本共识的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分析这些不同的观点可知,在区分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同时,亦要将法律方法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区别开来,由此才能厘清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法的方法"来统摄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法的方法"的逻辑体系。     

"摩西十诫"与西方文化衍流初探

“摩西十诫”作为西方文化中最早的宗教戒律之一,经历了从旧约到新约再到世俗化的演变,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中的社会道德、行为观念和政治法律等。本文重点分析了“摩西十诫”对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影响及其演进过程,以探讨西方宗教文化与西方世俗道德、法律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明冲突”论战评述

本文评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引起的反响。第一，亨廷顿认为以宗教和精神信仰为核心的内容的“文明”是影响冷战后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因素，引起了关于文明与国际政治互动关系的争论。第二，亨廷顿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将导致重大冲突，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有关中西文化能否融合的讨论。第三，在对亨廷顿的回应中，学者就伊斯兰文明的当代发展趋势和作用提出了不同现点。第四，美国国内的种族和文化矛盾是亨廷顿理论的重要出发点。第五，作者对亨廷顿观点的政策含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广东法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有什么样的法学院就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有什么样的法律人就有什么样的法治社会。法学教育不仅仅传授法律知识,而且培养法律信仰,提高全社会的法律观念,促进法治化进程,因而,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建设问题,而是事关依法治国和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目前,广东省法学教育存在着重规模、重速度、重招生,轻培养、轻质量、轻信仰等储多问题,但首要问题是法学教育的规模失控、起点太低、层次太杂,严重影响了培养具有统一法律信仰、统一法律知识背景和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人才目标的实现。本文针对这一突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尽快取消大专及以下层次的法学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法学教育的统一起点,加强研究生教育,引入评估机制,切实保证法学教育的整体质量。     

合法性的理论辨析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在历史沿革上,合法性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曾经形成了形式主义合法性、规范主义合法性和重建性合法性三个类型,在整合三种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合法性内涵包含着三个要素,即自愿性的认同或同意、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与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在西方文明内部,合法性正经历着危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成为争议的核心。随着合法性主体的多元化与合法性客体的日渐扩张,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应表现出同一性,在法学理论研究上,合实效性、合理性与合法律性三个维度应当成为合法性评判的实践视角。     

立法: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法律实证主义兴起以前,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理论几乎都将世俗法律的效力归结为某种"高级法"的权威,因此,法律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控制的,当然也就无所谓理性立法。古典自然法理论提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在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前提下,更是将法律归结为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即所谓理性主义法律观。但在法律实证主义视野内,立法并非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后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所以,立法也就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法律与立法的分离,促使法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司法化"的转变,现代法律科学正是在这个法律规则及其适用的意义上具有了"科学"的含义。20世纪末产生的立法法理学,则尝试拆除法律与立法之间的篱笆,揭示出立法中的理性及其可能性,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法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学向法学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它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得最为深入的领域.法经济学业已成为当代法学领域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派;而在经济学理论界,则引导和促进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强有力冲击.法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法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制改革、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推进法治化进程等方面,尤其是:第一,基于"法与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进行制度结构改革时,应采取循序渐进式的策略,可进行低成本法律移植;但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约束条件,应注意"法律外生性的内生性转化".第二,可以尝试借助"第二财政"、通过发行"法治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补充"法律援助基金",扩大法律消费需求.     

马克思思想宗教化的"趋势"及其批判

将马克思思想与宗教等同起来,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著名思想家,如B.罗素、卡尔.洛维特、保罗.蒂利希等解读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趋势”,这一趋势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相当影响。其主要内容是夸大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以及对人的理解与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的相似之处,以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或准宗教的结论,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意义。可是,认为以理性为特征的哲学与以信仰为根基的宗教本质有着明显不同;预言并非宗教专利,许多非宗教的思想家也会以预言和信仰的形式谋划未来、给人希望;马克思思想是与现实被压迫人民解放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一方面包含世俗性、现实性的无神论色彩;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现实的形上性、理想性,这两种维度的同时存在是马克思思想与宗教区别的最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