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多元宗教的文化透视

吐谷浑立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多元宗教并存的格局。论文对佛教在吐谷浑社会的传播,以及郭里木棺板画所见原始宗教和道教影响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吐谷浑宗教受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影响,呈现儒释道三教与原始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吐谷浑多元宗教文化的形成是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     

儒释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所谓儒释道三教归一,亦称三教合流,系指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儒家、道家、佛教之观念系统间相互利用、相互渗透的过程.笔者拟从比较动态学的视角审视其合流各阶段的特质及社会机制,以把握这一流向的实质.儒释道三教归一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三教合流的起始阶段.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社会思潮之主流的乃是道家文化之独特表现形态的“清谈”、“玄学”.在玄谈之风的基础     

方以智对儒释道三教之批评与会通思想论析

晚明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达到极盛,并延及清初。方以智于明亡后拒不仕清,逃禅遁世,研习佛禅,传法几二十年。他也接受了三教合一之说,但是,他并非简单地认同此种社会思潮,而是对三教之优缺点皆有明确认知,对各家缺陷予以批评,并提出了补偏救弊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会通儒释道三教。探讨方氏佛学思想及其会通三教之说,对研究明末清初之社会思潮颇具意义,于了解哲学史、思想史亦具参考价值。     

开拓民间宗教研究的新领域──《林兆恩与三一教》评介

开拓民间宗教研究的新领域──《林兆恩与三一教》评介战继发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异中有同，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彼此渗透，而逐渐走向融合，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三教合一的思想萌芽于东汉末年，此后逐渐流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援儒释道或...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明初的三教合一思想

明初的社会情况和统治者的引导,使儒释道得以并立,共同为朱明统治服务。三教情况与元朝有所不同,明代以儒为主,而佛道辅之,且有相互圆融之势。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初帝王的言论和政策中表现比较明显,还体现在诸大臣的思想和实践中。是为明代三教合一之发端。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三教合一思潮——理学的先声

唐末五代时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潮。这股思潮有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并为后来新儒学的振兴准备了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皇侃《论语义疏》的诠释特色

皇侃《论语义疏》是目前能够确定的,南北朝时期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儒家经学著作,也是唯一一部义疏体著作,因而具有"存汉晋经学之一线"的重要地位。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广泛吸收玄、佛、道的思想来疏解《论语》,这不仅有利于儒家经学的发展,而且彰显了南北朝时期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发展趋势。     

“夫一心者,万法之总也”——唐宗密禅师调合三教思想略析

宗密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他将儒、道的思想汇入佛教的业报说中 ;将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自然元气说与佛教因果说会通。而且用佛教的理论来评判儒道两教 ,认为佛教高于儒道。并以“心”为三教的统率 ,从佛教出发来论证三教合一。     

论徽商文化理念的多元归一性

徽商作为一个商帮,产生于明清儒释道的大融合时期,其文化理念不仅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而且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徽商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铸和运用,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于一体。通过评析徽商文化理念的构成,有助于更为确切地把握和理解徽商文化理念的内核。     

选择与重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德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作为外…     

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

宗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有佛教、基督教、伊斯主教三大宗教,也相应地形成了三大宗教文化区。中国古代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儒教,前者由外来传入,后两者为中国本土所生长,但三教并没有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儒、道、佛三教由于教义、修行方法上的不同,在广泛的流行中互相对立、排斥,但三者都是宗教,其思想体系基本上均属于唯心主义范畴,都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因而在发展中又能互相渗透和融合。三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统摄性的影响作用,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精神产品都难以超脱于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之外。古代小说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与三教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充满着儒、道、佛三教的思想意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唐宋帝王的三教融合思想

在唐宋时期三教融会、“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中,封建帝王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统治者对儒、道、佛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态度.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唐宋诸帝这种融合三教的态度和行为,对三教在政治、思想、学术等层面上展开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产生了极大影响,“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     

试论陆九渊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思想

陆九渊面临的时代课题是构建一个可以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的背景下,陆九渊不可避免地要与禅师道士交往。陆九渊与佛道交往为其思想的形成储藏了丰富的营养,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陆九渊对佛道的利用与吸收是全面性的,涉及到本体论、心性论及修养方法等方面。陆九渊站在维护三教所均有者与承续孟子道统的立场上,主张三教会通,吸收佛道的思想,以道外无事的本体论、心即理的心性观及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为纲要建立了融通儒释道三教的心学体系,成为儒家主张三教可以合一的第一人。     

创新与典范--论宋明学术之所以"造极"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明而达高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术创新,创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精神和特性.理学学术的转生担当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学术整合方法的落实,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智慧.宋学义理解释学的开创,取代了汉学,使中国解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学术由特殊走向普遍,而形成社会的学术思潮.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准则下,本体与工夫、哲学形上学与百姓日用之学、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直通",而毋需价值"曲成".学术的规范性,是古代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公共道德;宋明学术的人文理性的关怀,凸显了对于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的理性解释和把握.     

早期全真道社会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以王重阳、丘处机为中心

全真道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世俗社会生活在全真成仙过程中的价值问题.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初,将世俗社会生活与全真成仙的宗教目标相对立,完全否定世俗社会生活在全真成仙过程中的价值,其社会思想具有明显的出世特征.而至丘处机执掌全真道时,突出强调"外日用"在全真成仙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参与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要求的各种社会活动有助于修行者积累福行,为证道成仙奠定基础,其社会思想有着鲜明的积极入世特点.全真道社会思想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时势的变化及全真道主动适应这一变化使然,入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发展大势使然,统治者与官僚阶层的推动使然.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