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与郑和下西洋的船只

从对文献记载的直接史料和间接旁证的综合分析中可知,构成明初福建沿海海防体系的十一个卫都有自己的造船厂.由这些造船厂构建,以福州三卫所属船厂为核心的明初福建造船业,成为为郑和舟师提供船只的物质基础.郑和舟师七次下西洋的主要船型是福船,而这些福船的大多数应当是福建沿海官办造船厂建造的.郑和舟师的出洋宝船就是福建建造的福船.福建不仅以其沿海造船业为郑和舟师建造、修理船只,还为出洋前的郑和舟师提供临时调剂船只的船源.从与郑和同时,亦同为宦官,在洪熙至宣德年间曾四次出使琉球的柴山所立碑文中,称自己乘坐由皇帝敕建的册封舟为"宝船"的记载看,"宝船"并非郑和舟师船只的专称,而是当时皇帝派往海外使臣乘坐船只的共名.所谓"郑和宝船"就是册封舟.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

在宗教祭祀、医药薰香、饮食调味过程中,香料必不可缺。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域外香料朝贡的高峰期,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郑和出使西洋,在明代香料朝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政治、文化与经济交流史上不可忽略。宫廷和民间对香料的旺盛需求,以及朝廷"四海归顺"的政治目的和寻找海外香料,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它使海外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盛,促进了中外香料贸易的积极发展。香料朝贡贸易带来的民间香料贸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郑和下西洋简论

郑和下西洋为明代对外关系和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民所创造的这一光辉业绩,使中华民族的声望远播于海外,曾激发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示外蕃,故俗称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明世盛事云。”对这一历史事件应该如何看待,历来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从明代起,就有着各种评论,近半个世纪以来,更有国内外许多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重视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目的等进行研究,各抒已见,存在不少分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

<正> 郑和下西洋的船,是郑和航海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关于郑和船队中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近来意见比较分歧,颇有争论。《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曾“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这一说法究竟可信还是不可信,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由于建造宝船的详细技术资料早已失传,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难处。本文仅就我们所见到的若干资料,对有关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供讨论。郑和下西洋,组建了前所未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郑和每次远航,一般由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大航海家郑和率领由二万八千多人及百余艘大小船舰组成的浩大船队,进行了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七下西洋的远洋航海。郑和船队在怒涛似山、水天连接的太平洋西南部、印度洋区域驰骋二十八年,先后多次访问亚非一百多个古代国家和地区,大大促进了中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开阔并深化了人类对亚非地理和印度洋自然环境的认识。作为当时轰动朝野的大事,郑和远洋航海对明代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分析,以求教于前辈及有学之士。     

郑和下西洋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十一月四日至十日在昆明召开,以郑和下西洋问题为中心展开了热烈讨论。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积极筹备和主办了这次会议。晋宁县人民政府、昆阳郑和纪念馆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讨论会。会长张舜徽教授在开幕词中强调了当前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大意义,他指出:“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他经过了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七次下西洋,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积极地推进了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流,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华民族的     

郑和下西洋到过新加坡

据考证,我国古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时,曾到过新加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从郑和下西洋的一张航海图《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清楚地记载着郑和的舰队经过新加坡开往马六甲的行程,其中写到“淡马锡”。这个“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古名。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从福建起航,向南洋进发,驻扎在马六甲。当时的马六甲扼东西交通的咽喉,各国的商贾云集于港口,成为东方贸易的商港。华人也大量移居马六甲。郑和的舰队要到马六甲,毫无疑问必需经过新加坡海峡。当时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译员,留下记载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及黄省曾著的     

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

关于郑和宝船问题,过去论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主要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郑和下西洋各个时期所使用的船只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主要分三个时期:一、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二、郑和四至六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本文不仅对这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辨析,而且对宝船之名及其设计建造、数量、大小诸问题进行了考证廓清.     

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2005年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寻找惠帝踪迹说”、“联印抗蒙说”、“发展对外贸易说”等多种,所持各有其理,亦各有偏颇之处。从其活动范围和时间间隔看,应该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将其目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后期的目的发展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     

郑和下西洋启航处的探索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启航处在哪里?历来众说不一,笔者认为福建的长乐太平港和泉州港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     

《琴轩集》与郑和下西洋

<正> 明人陈琏《琴轩集》卷十五《赤松丹房记》云: 太医院医士华亭吴仲德,故居在三泖东之张溪,尝名其药室曰“润德堂”,复名炼药之所曰“赤松丹房”;赤松者,所居地名也,间谒文为记。予闻仲德之医,得家传之秘,不惟精丸散之方,复工烧炼之法 永乐五年,以名医征隶太医院,达官贵人,以及闾阎士庶,求治病者,往往著奇效。尝三次从诸太监往西洋爪哇、柯枝、锡兰、阿丹等国。经历海洋,往回数万里。今年介八哀,耳聪目明,精神不少衰,非平昔丹药之功所致乎！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论明初俸赏折支与郑和下西洋

在有关郑和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贸易采办的番货,解决了明朝国用问题,如用胡椒、苏木折支官吏军士的俸禄赏赐即为一例,因此而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贸易采办活动有利于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云云。然而笔者认为俸赏析支椒木,是明初专制皇帝因国库空虚、财政支出困难,而转嫁于百官军队的一种剥削方式。以下拟对明初俸赏折支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新析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然而,对其历史贡献的阐述,有关论著大多集中在航海事业和中外交往方面。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郑和下西洋不仅在世界航海史上创造了空前的壮举,而且在中国外交、经济、文化、海洋事业诸领域都建立了辉煌的业绩。本文拟就此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作一新的探析。（一）推行和平外交１５世纪初,中国正值明成祖时代,政权巩固,经济繁荣,举国上下欣欣向荣。而与此相反,国际形势却不容乐观,素奉中国为宗主并与中国保持传统朝贡关系的东南亚诸国居然越礼肆虐,甚至诱杀明使,它们彼此之间亦…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的中国移民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满剌加时期的中国移民活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关系和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促进了中国向满剌加的移民。     

论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

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成员之间还是郑和使团与海外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其中,传播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传播方式大多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传播媒介主要是口头语言、体态语和文字等,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呈现出信息接受与反馈的双流向.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