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从祖师禅到生活禅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生活禅”中的生态环保思想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活禅”的提出者分析了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佛教理论和世俗道德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策。从佛教理论方面,“生活禅”以缘起论、因果论和戒律论为基础,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佛教生态环保理论体系。从世俗道德方面,“生活禅”提出了包含良心、感恩、包容等道德规范在内的道德环保观。     

禅在中国文化中的走向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仔细想来,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禅在佛教各派中,恐怕最难通俗化,但它却最能产生通俗的魅力。”禅宗确是中国佛教的特胜法门,香火最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天下名山僧占多,而禅又在佛门净地中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如此特殊的佛教宗派,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柳田氏的回答很简单:“禅只是一种被选中的宗教而已。”①这个回答有道理,不过却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我们又会产生新的疑问,比如:禅被谁“选中”?它为什么会被“选中”?等等。实际上,禅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态发生了三次蜕变:一变而凝结为禅宗教义;再变而扩散为文化素质和艺术精神;三变则发展为精神拯救和心理分析方法。要弄清“选中”之秘,必须对禅的足迹进行跟踪扫描。     

“幸福的艺术”：庄子与禅佛教

庄子与禅佛教的幸福论包含四个方面：顺生、适意、无执、中观。所谓顺生,就是接受并且顺应我们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有限性,幸福的实现就在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存在之中。适意指的是个体幸福的独特性,强调每种生命类型都可以体现与实现幸福。然而,无论顺生或者适意都不能涵盖个体追求幸福的全部内容,真正的或完满的幸福还包括无执与中观。无执的幸福要求彻底泯消一切差别,包括泯消个体我的“有执”,这其实是一种超越了世间的有执幸福才能体验到的幸福。但对于庄子和禅佛教来说,最高义的或胜谛义的“幸福”是中观的幸福,这是一种既包括有执的世间幸福,又包括无执的出世间的幸福的幸福。而这才可以称得上完满意义上的幸福。     

楚山绍琦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

楚山绍琦禅师在继承五代时期永明延寿“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禅净融合理念与具体的修持方法,我们可以称其为“念佛禅”。这种思想与实践不但使楚山禅师成为塑造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一代领袖,对中国佛教内禅净融合趋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佛教宗派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汉传佛教的复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禅宗与唐诗之融通

唐代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 ,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 ,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 ,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 ,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文章试从诗与禅宗融通的基础、禅宗对唐诗融通与开拓的实践、禅宗对唐诗理论之开拓等方面作一探讨。     

诗与禅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诗人与诗论家同禅都有不解之缘。从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所涵盖的社会心理和民俗心理方面，从创作主体“心远地自偏”的人生体验、情感流向、人生向往同佛门“清净的禅定”境界的会通问题上，从道佛两家“无为”、“无欲”的人生态度与诗人“童心”相交的结合点上，即从文化与人生的角度，都充分显示出诗与禅的内在契机。禅渗透于诗，既是禅境与诗境的整合，也是禅道、诗道与人生之道的整合。没有禅就没有诗佛王维，有了禅才有陶诗的情怀，苏词的胸襟。     

越南曹洞宗的江南禅系源流与17-18世纪中越佛教交流

越南禅宗与中国南宗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17-18世纪随着郑阮纷争、南北割据局面的形成,越南佛教得以复兴,拙公派作为新的竹林禅派得以创立,临济宗和曹洞宗在越南南、北方传播.而越南曹洞禅系接受中国江南禅宗的衣钵传统,无论是佛学思想还是修行方法,都深受中国江南曹洞禅的影响.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明末清初滇南高僧苍雪诗歌整理与研究论略

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于文学史之探索与推进意义非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诗僧中成就最高者非苍雪莫属。系统深入地整理和研究苍雪的诗歌,不仅是佛教文学研究与诗僧文献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辅助。20世纪40年代以来,苍雪诗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鉴于苍雪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明末清初诗歌、佛教文学研究之价值,对其诗歌的整理与研究仍有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编年”“校勘”“笺注”三个方面。“编年”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考证、全面系定,“校勘”可在王培孙校辑的基础上再行校勘,“笺注”当以“典故”“玄言禅喻”“疑难字词与俗语”为核心。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中国文化的杰作——禅

“禅”的概念产生于印度,梵语为Dhyana,音译“禅那”,义为“静虑”或“思维修”。禅,首为古印度《瑜伽经》所用,“瑜伽”极类似于我国传统的气功,禅被引进佛教,编入“八正道”中的“正定”,亦入“三学”中的“定学”,佛祖释迦牟尼把它作为调练心意、专注一境的修行方法。禅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态发生了三次蜕变;一变而凝结为禅宗的教义;再变而扩散为一种文化素质和艺术精神;三变则是在近代日本和欧美,发展成为精神拯救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禅与文学创作和审美中的空白意识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将弹与艺术进行了比较，艺术家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创造的天地，而这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只有来自直接的直觉或直观，只有直接地出于事物的“如如”状态，没有受到感官和知觉障碍的如实之境。他们以无形和无声创作形态和声音，就此程度而言，禅者和艺术家并无二致。禅者即艺术家，艺术家就是禅者，因为他们都是悟道之八。禅宗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宗派，更与印度传入的佛教有着很大差异的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它强调其体验的超越性，追求一种超越有无、是非、得失的自由境界，这种禅宗体验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王个方…     

《坛经》中的神会略论

宗宝本《坛经》中对于神会的记载一共有五处,有详有略,有初次参礼惠能的对话,也有惠能去世后的行为记录,比较立体地展现出了神会的形象。神会通达经典教理, 聪明伶俐,但是没有达到佛教宗教实践层面的悟道。惠能对其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神会后来北上确定南宗禅宗旨,攻击北宗禅的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消极的意义也不容 忽视。     

禅宗戒律思想初探──以“无相戒法”和“百丈清规”为中心

慧能南宗禅倡导的“无相戒法”及南宗传人之一怀海创制的“百丈清规”代表了禅宗独特的戒律观。“无相戒法”是禅门独创的弘戒法门,但有其印度佛教思想之源。无相戒法的倡导,使得南宗禅在会昌法难及唐末五代离乱后开出抖落陈规、自由自在地寻求人生安立与解脱的新路。其后“百丈清规”的创立,表明禅门抖落陈规时,又重新收拾自家戒规的立意,体现了禅门戒律一破一立、破立一体的格局。无相戒法助成了中土佛教戒律“重戒于内心,不重律于外在”的自在解脱的思想特征,“百丈清规”昭示了禅门独特的僧团伦理内容及行菩萨戒法、不舍世间、信仰与生活融合的特色,标志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走向。     

皎然与禅

皎然的诗多禅意,可总结为不嗜浮名薄利,深谙无言而道合之理,探寻幽远、空寂闲静之境。他的诗论,谈及的意、境、情、景、象涉及到了间境问题,其理论思想,多来自佛教,对后代以禅论诗有重要的启示。皎然的“复古通变论”也有与佛学思想相关的地方。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