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竞争策略的调整与启示

战后日本积极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同时也采取多种手段封闭国内市场,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这些措施为其成为经济大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及自由贸易原则的贯彻执行,日本以往的竞争策略实施的难度加大。日本调整竞争战略,以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对我国的启示:一是要适时调整主导产业结构;二是要加大自主研发的投资力度,贯彻技术兴国的方针;三是要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日本式集团主义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化

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具有对集团无私奉献精神,以及等级观念、模(?)责任体制、内外有别的特点。日本式集团主义在日本企业走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日本企业欲加快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冲破日本式集团主义的樊篱。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科技竞争正逐渐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与核心。为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按照“弱它”与“自强”的双重逻辑制定了囊括“一出”“三进”“场外犯规”“规锁”“自强”五大核心举措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五项举措分别围绕阻止对华技术出口,阻止中国资本、技术、科研人员进入,对中国先进科技企业“精准”打击,率先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与大举加强美国科技创新基础展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的实施在一定时段内对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这一战略自身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单方面的科技遏制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科研投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进而加速实现“技术本土化”与“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9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技术转移

日本技术输出的重点正在向电子产品转移,但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以机械产品为主.而这恰恰符合目前中国技术引进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华技术转移发展迅速、潜力巨大,但其中存在着层次较低、转移方式不利于中国学习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重视逆差产品技术引进、在容易实现合作的领域加快技术合作、在日本投资建厂学习技术、利用技术转移机构和国际产业雁阵转移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等战略性应对措施.     

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

美国自喻为海洋国家,控制海洋不仅是保护其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也是其称霸世界的手段。美国正倾全力转向大国竞争,美军从冷战后控制沿海区域和由沿海向陆地投送影响力转向既控制沿海,又主导大洋。从地缘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考察,不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海洋控制”,还是“太平洋威慑计划”和“分布式杀伤链”战法,都表明美国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放在海上,特别是西太平洋。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大多来自海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海洋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略好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计。从时空上看,美国回归海洋控制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正形成剧烈对冲。近年来,两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对峙背后是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崛起海洋国家在构建海上力量平衡的必然结果。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环境下,这场围绕海洋权益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与状态。     

日本汉诗及其汉魂

日本汉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汉诗迄今已有 130 0多年的历史。梳理和廓清这一历史 ,以凸现日本民族对汉文化独特的接受和创发很有必要     

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经过四次的会谈磋商下一举实现的.其中日本在野党的对华外交在中日复交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做出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     

日本企业竞争优势与新的公司治理均衡

以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为支撑的传统公司治理,一直被视为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20世纪90年代,经营环境的改变使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引发了公司治理改革。目前,改革各方面显示出不同成效,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呈现多样化局面,不同公司治理类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中,市场化融资与改进后的终身雇佣制形成了新的均衡,兼具市场竞争和组织协调的双重优势,支持着日本企业培育新的竞争力。     

日本企业在中国衰败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如何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已成为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以日企在我国的发展起伏历程为例,分析日企在中国衰败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得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注重长远效益和综合效益,实行全局战略;入乡随俗,重视本土化;着力塑造及维护品牌形象;重视文化融合;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回报当地社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跨国经营管理体系。     

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自古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基调是仰慕和学习,但在晚期封建社会的江户幕府中后期,仰慕型对华观遇到挑战。中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至甲午战败期间,日本的对华观又经历了从仰慕到平视、再由平视到蔑视的转化过程。本文依据基础史料,以日本近世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期间对华观的演变为“纵轴”,系统地考察梳理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并以两国工业化、军事近代化等影响其对华认识的主要因素为“横轴”,分析了不同阶段对华观的特征及其变化的深层动因,进而探究了近代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思想根源。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与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在胡锦涛主席成功地访问了日本后,今天我们来同顾30年前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委,重温条约的历史意义,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我认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可以划分为各具特点的若干阶段。日本对东盟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有所调整。同时,日本对东盟政策也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论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华政策相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对东盟关系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定位与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为表里,虚实相间。     

中日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我国整体的农产品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通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显示性比较优势等指数的测算评价了中日农产品贸易,进行了结果分析,并讨论了两个指数之间的联系。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提高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建议及对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明朝张居正时代应对欧力东渐之得失

张居正时代是明代中欧关系的重要转折时期.面对不断东来的欧洲势力,张居正当局在外贸制度、欧侨管理、沿海防务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调整,初步呈现创新制度、增加税收、增进了解、促进发展之效果,迈出了前近代早期中国融入世界新秩序的可贵一步.但这些应对举措大多集中在经贸层面,生发于漳州、澳门、广州等局部地区,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终极目的,对中国社会之转型推动作用有限.明朝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明人对欧势力的忽略轻视,乃是导致这一时期应对不足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FTA战略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合作紧密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已成必然走势,并在一些国家或某些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同欧美和北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立基本上还处于胎动时期,无论是制度体系、框架结构还是运作机制等都远远落后于欧盟等经济一体化发达地区.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三大主导力量,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更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失的支柱力量.与欧洲地区的国家不同,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而且,共同理念和区域意识也严重缺失,甚至地域定位和价值取向等也相互抵触.因此,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因素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建立起东亚一体化的共同体式的区域框架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在目前情况下,优先建立起区域内的制度诱导型经济合作关系,可谓是通向共同体式经济一体化的起跑线.     

日本企业品牌战略研究评述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对日本企业品牌战略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认为日本企业在选择品牌战略时更注重对企业品牌的建设.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特殊的流通渠道及独特的企业文化使得日本企业更愿采用集约型的品牌管理方式;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日本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忠诚度更高,并且更容易受企业品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