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性质与成书

《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册,后有文字的著作。商周时代的职方氏是《山海经图册》最早的绘制者,训方氏则是《山海经》释图性文字的最早著作者。从最初的来源、作用乃至具体的文字结构上看,《山海经》应该是一部由宫廷传播开来的具有地理性质的释图类著作。《山海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它大致属于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大多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或对天下地理的普遍认识,其中多有对于出铁之山的记载,同时充斥着大量的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思想,因此,《山海经》既非成书于夏代,也非秦汉以后的著作,其大致当是产生于商周至于春秋、战国时代。     

《水浒传》“灵官殿”小考——兼及《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

《水浒传》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都写到了刘唐醉卧灵官殿,这应是灵官信仰在民间较为普遍所致。有关灵官之名及其事迹、信仰的记载都大量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之后,因此,关于灵官殿的细节应视为推断《水浒传》成书时间的重要参考依据。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孙子兵法》成书年代补说

词的演变和消失,新词的产生,是语言词汇变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些词或短语,如“克/能”“及……战/与……战”“士卒/士人”“疾/病”“于/於/在”以及“不得不”“会战”等,它们的使用呈现出历时的阶段性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所分别对应的时代以及这些词(短语)在《孙子兵法》和先秦其他文献中的出现情况推断,《孙子兵法》主体部分成书应不早于战国中期、不晚于战国末年,最迟不晚于西汉初期。     

《经籍■诂》成书过程考略

本文对《经籍诂》的成书时间、地点、编纂程序、人员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中，本文对学术界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此书的始纂时间，是在嘉庆二年（１７９７），而成书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此书的编纂地点是在杭州西湖的“诂经精舍”所在地。另外，本文还对涉及《经籍诂》编纂的其它一些问题作出了较前人更为详细的探讨     

《黔诗纪略后编》版本及成书过程述略

《黔诗纪略后编》存世版本计有三种。其一是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署名"独山莫庭芝、遵义黎汝谦同编辑"的初稿本;其二是保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署名"独山莫庭芝采访、遵义黎汝谦编辑"的再稿本;其三是宣统三年,陈田得陈夔龙资助,在京师所刻的《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本,署名为"独山莫庭芝芷升、遵义黎汝谦受生采诗,贵阳陈田松山传证"。三本之间,既有承传关系,又各有不同。通过互相比勘,可以探知三本各自的价值以及《黔诗纪略后编》的具体成书过程。     

《春秋纬》成书考

《春秋纬》的成书,并无专门考证,论者多依纬书之成书定谳。然《汉书·李寻传》所及“五经六纬”之名称,及《后汉书·张衡传》所言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说,尚存诸多悬疑。考证《春秋纬》中所引新“五德终始说”,可以认定《春秋纬》当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后为之,由刘歆与精通图谶的民间人士合著而成。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

"义绝"即官府强制离婚.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唐律积极介入家庭之间的暴力,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违者一律予以处罚,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义绝"制度的实施在当事人自身和父母子女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唐传奇《离魂记》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

日本江户时代刊刻的佛教故事集《诸佛感应见好书》中有一则赞颂“观音利益”的故事,在故事情节和叙事手法方面套用了我国的唐传奇《离魂记》。《离魂记》在我国有多种版本流传,而《见好书》的作者以及日本禅僧们有关《离魂记》知识的来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禅宗典籍《无门关》在日本的流布,而给日本禅林接受唐传奇《离魂记》助一臂之力的是禅僧的注释书——《无门关抄》。     

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

《太平广记》被清代四库馆臣称作“小说家之渊海也” ,其书对于宋前文言小说的保存、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鲁迅先生在研究宋前小说时主要依据此书。人们在研究《太平广记》纂修时多从政治角度考察其成书缘由 ,而忽略了其书编纂的文化因素。为此 ,本文把《太平广记》视作文化行为进行研究 ,从文献典籍散佚严重、宋太宗自身的文化修养、唐代小说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内因 ,笔者以为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各种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 ,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阅读《太平广记会校》随札

在详参各新版本材料的基础上,张国风先生收集了《太平广记》大量的佚文和异文,经过严谨的考辨分析,为学界提供了 一个文字准确、错误较少、可供依据的《太平广记》新本,即《太平广记会校》。然该书仍存在一些错讹之处,现择《太平广记会 校》无需校改及无需补字之二十余条,以作商榷。     

论“三言”爱情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

"三言"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其中的爱情小说不但数量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高.通观这些作品,除了表现丰富的主题,塑造大量典型的人物形象之外,它们都拥有一个"大团圆"的故事结局.这一现象的形成依靠作者精心的情节设置,并与儒家的"中和"精神、话本迎合读者接受心理及编纂者冯梦龙面对情欲与理学复合与失衡时,做出的情感选择息息相关.     

由人物塑造看香港邵氏电影《阎惜姣》对《水浒传》的影像改编

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拍摄、集中展现《水浒传》中“宋江杀惜”情节的影片《阎惜姣》一方面通过对阎婆惜追求真爱及其孝女形象的彰显重新塑造了这一特殊的女性人物;另一方面,影片又出色地发挥了戏曲唱段对于片中人物性格刻画的重要作用,从而既折射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对于《水浒传》人物精神内涵的特殊理解与诠释,亦体现出戏曲元素对于古典名著改编的重要意义。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隋唐五代时期的浙东藏书

隋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实质性开发,因而推动了文化事业发展,与此相应浙东藏书的事业也在前人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突出表现在浙东众多士人任职朝廷秘书省,参与国家的图书整理和编纂;浙东私人藏书的丰富以及佛教寺院藏书的兴盛。     

拾金者的故事试探

拾金者的故事起源于中国 14世纪中叶。世界各国各民族流传故事都是以产生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基础 ,并各自加以本土化。     

《八朝穷怪录》佚文考述

《八朝穷怪录》又称《穷怪录》, 撰人不详, 史志无目。是书古无完整辑本, 《古小说钩沉》未辑,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虽提及佚文十则, 但李氏并不以文献整理为主, 且仍有疏漏之处。故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作进一步研究, 得《八朝穷怪录》佚文11则, 一一详述, 并加以分析, 以冀得此小说完整佚文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