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内卷困境与数字治理

目前,电子政务呈现出信息失真、执行偏差、修正困难等内卷困境。破除内卷困境,电子政务应向数字治理转换,实现技术嵌入官僚制向技术嵌入治理转变,以事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资源投入向创新变革转变。在宏观层面,要重塑信息技术治理的公共性,完善数字治理价值规范;在中观层面,促进信息技术与社会规则相结合,提升技术嵌入度;在微观层面,以理性技术契合感性心理,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尊重与接纳。     

参与式治理：乡村社会冲突的解决策略

有效化解乡村社会冲突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构建乡村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社会冲突从阶段特征上看,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冲突以目标结果为导向,其解决存在替代途径;非现实性冲突由现实性冲突发展而来,并在过程中掺杂着冲突主体的紧张情绪,非现实性冲突的发生会增加乡村治理成本,对乡村治理具有消极影响。两者的起因和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不同,只有剖析乡村社会冲突,了解内部运行规律,才能找到有效化解路径。由赋权、参与、协作和网络四个核心要素构成的参与式治理更加注重治理主体间沟通、彼此尊重、互相合作,是一条化解乡村社会冲突的有效路径。     

嵌入式治理:中国模式“韧性”的机制来源

本文首先从政治制度和政策过程视角概述了中国模式的"韧性"来源。通过概述可以发现,在政治制度和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社会群体是存在区别的。在政治制度层面,政党采取积极吸纳精英的策略。在政策过程层面,政党面对的社会群体则相对分散和多样,政党往往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本文构建嵌入式治理概念,综合了政党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应对机制。除了阐述利益同构和差异响应这两个嵌入式治理的核心策略外,我们还同时讨论了嵌入式治理应对社会诉求的两个具体机制。     

瓮安推进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正>2008年,瓮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6·28"群体性事件,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六年来,我们深刻吸取教训,始终坚持"不忘教训、牢记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坚定走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科学发展之路,把中央精神和瓮安实际结合起来,从微观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5531"(增强"五位一体"的功能,搞好"五种力量"的整合,满足"三个层面"的需求,贯彻     

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均衡

当前,社会治理的利益冲突呈现出新特点:利益冲突场域关系交织,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非对抗性冲突占主导。如果多元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应有的辨识,不能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互相尊重,围绕利益冲突与利益均衡无法形成价值层面的共识,利益冲突就无法避免。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应当从科学辨识多方利益诉求、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增强主体边界意识以及引导主体在价值层面达成共识等方面入手。     

社会治理视域下纪律规制的功能研究

纪律规制、道德教化和法律制裁是社会治理的三个方面,通过纪律的社会治理主要是指依据纪律规范实施纪律规制。纪律规范是独立的法律型社会规范,它具有道德法律交互性。纪律规制有强制、评价、教化、预测、导向等基本功能。为加强和提升纪律规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在"知"的层面,加强纪律教育,树立正确的纪律观和法治观;在"行"的层面,加强监督与惩戒,扩大纪律规制权威和效果。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于对现实利益和人的本质的双重考察,历经从政治共同体向社会共同体的探索历程转变,找到个体与共同体有机互构的实践路径,在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不断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认识层面、价值层面还是方法层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遵循坚持人民性根本立场、回归社会性本质属性、协调现实性利益关系以及建构有机性治理场域等基本原则。     

关于习近平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思维探析

<正>制度思维是理解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条重要线索。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系统科学地回答了推进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思维。一、制度自信: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及其优化

在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众多分析逻辑中,尤其以两种思路表达为要:一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二是"大政府、大社会"的思路。然而,就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建构和微观表现而言,我国的治理实践仍然无法跳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窠臼,这一制度惯性仍然具有符合当下实际的合理内核,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解"。大政府、小社会"实践模式的逻辑机理体现为国家主义传统的有效约制、政治参与制度化稳步推进和社会组织自组织程度不高三个表征。因此,应当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耦合来优化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从社会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以弥补国家主义的不足。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单位韧性治理的谋略之道

韧性治理是单位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手段,若领导干部不能从本质上把握韧性治理的核心要义,可能会走入治理体系无序化、治理过程形式化、治理内容随意化、治理目标笼统化等误区。要掌握韧性治理的原则,在制度治理层面注重严与全,在员工治理层面注重效与管,在环境治理层面注重净与竞,在结构治理层面注重简与尖。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提高再生能力;加强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进化能力;加强能力体系建设,提高抗逆能力;加强环境体系建设,提高适应能力。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

不断兴起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情境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需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3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传导式的线性化社会责任治理、联动型的集群式社会责任治理等传统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在平台情境下容易出现治理的错位与失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契合于平台情境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治理范式,核心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个体、情境和系统的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主要生态位的6项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之间的两项责任共演机制。     

党员报到助力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优化策略

党员报到有助于更好地吸纳各种治理资源,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与整合能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平衡政治秩序与社会活力的独特智慧。对社区党组织赋权、提升党员报到的刚性、打造纵横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推动与网格化管理的有效衔接、对各类党员实行差别化动员等创新举措有效提升了党员报到的效能。受到"不掉队即可"应对策略、"结对竞赛"下的治理创新异化、责任无限下压等因素的制约,现行机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可从强化纵向互动、正负激励有效结合、强化对两类党员的动员、发挥信息技术作用等层面继续完善党员报到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中于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通过对秩序形成方式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梳理出协同治理的制度定位,即不同于行政规制、权力外包与市场自决的自组织秩序模式;通过对治理理论发展与治理方略的比较分析,可以在行为层面上梳理出协同治理的结构维度,即依赖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有机整合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之上,从行动者网络的微观层面分析合作行为发生并得以维系的条件,以合作型社会的建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治理的“祛魅”——兼谈后治理时代的理论发展方向

自"治理"一词被引介到中国以来,国内掀起了治理的研究浪潮。消解科层制是目前国内对治理研究热的一个指向。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西方价值观的裹挟以及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治理失灵现象偶有发生,从而凸显了治理本身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某些缺憾。因此,提出"制理"的概念来解决治理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制理"就是破解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避免治理规则被西方价值观裹挟,以规避风险社会为宗旨,从而发挥治理有效性的一种制度性话语体系。     

论软法精神与软法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耦合

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传统法治范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之时,软法却能在第一时间内对新兴社会领域做出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和政治实践,离不开软法精神及软法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构中,软法精神应该从文化维度、内生维度、外在维度三个层面上得以呈现。通过软法治理,能够整合三重动力,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激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热情,彰显改革与创新的政治勇气。在软法参与国家治理的具体机制上,可以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进行体系设计与制度创新。     

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高度重视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建构,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形成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良好互动关系,打造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坚定法治化治理的目标、理念,制定专门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以“三治合一”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治理体系当中,乡村治理体系是基础,夯实基础方能固本。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这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为健全乡村治理模式、构筑乡村新秩序找到了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对治理问题的分析必须尊重治理规律。现阶段探讨我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有特定的背景。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已进入历史新方位。乡村治理的关键是要解决人的精神思想问题、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和人的公共服务问题等三大问题。做好乡村治理工作责任重大,它的紧迫任务是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保障,最终目标是要在乡村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实践中,要应对城乡人口流动,扩大乡村治理主体的范围,实行共建共治共享,建立治理框架;加强村庄人员管理和服务,了解乡村居民现状,健全联系机制,完善登记制度;引导乡村居民的进步,改造人的精神思想,推动人的现代化,夯实善治之基;调控乡村居民的矛盾,重视改革"三有结合",完善治理体系,保证社会稳定;服务乡村居民的需求,强调分类分级施策,创新体制机制,有效解决问题;疏导乡村居民的转变,正确解释人的差异,支持社会流动,搭建转变阶梯。     

城市边缘地带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增加,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刀切"社区治理模式面对挑战,社区治理陷入困境。上海市宝山区G镇构建自治与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这是突破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区治理体制的一种尝试。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