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现象的当代解读

创建和谐社会与“仇官”现象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代“仇官”现象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如何加大官场的治理力度是当今政府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     

如何化解『仇官』情绪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仇官"的情绪笼罩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骂官、打官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社会心态和情绪的形成,其根源还是在官员自身. 老百姓"仇官",实质上是仇视腐败,仇的是某些官员的官老爷作风.有些官员不但贪财、贪色、贪吃,还高高在上、称王称霸,官僚作风十足;有些官员热衷作秀,贪大求全、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有些官员虚伪狡诈、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有些官员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挥金如土;有些官员精神懈怠、作风粗暴、脱离群众、欺压百姓,无视民众利益,漠视民间疾苦等.     

“仇官”情结与消解对策

一、“仇官”:一种弥漫的社会情绪 公共事件中,只要牵扯到“官”,往往会掀起一股舆论的狂潮以及民众对这些事件的“围观”.例如“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借助快捷、便利的新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度发酵,形成强大的主流民意.新闻中的一个个事件展示的是浮在表层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让我们看到“仇官”的普遍:社会舆论强烈“仇官”的倾向已经根深蒂固,一些民众对权贵的痛恨已经到了不能理智判断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民众“仇官”,而且官也“仇官”.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次调查问卷中,61.10%官员和47.2%民众都认为"全面推行阳光政务,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是"下一步解决消极腐败问题的突破口",官员和民众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高度一致,足见官民对于政务公开的由衷期待。现代社会的政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公开信息不是恩赐,而是法定义务;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理念问题,是建立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需要。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政府有客观、公正、及时地公开其掌握的公共信息的责任和义务。除了必要的保密限制,应该破除部门和少数个人对信息资源的垄断。     

分歧与共识:邻避冲突主体的认知差异及转化

邻避冲突是民众与政府认知分歧和行为不合作的一种外化表现。主体差异、价值冲突、认知模式、利益分配等因素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歧—对立—共识"体现了主体认知变化和双重建构的过程。摆脱邻避冲突的困境,推动主体从认知分歧向共识转变,需要推动主体价值观念变化、政府与民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以及决策过程改变。     

从对“富二代”的报道看媒体的群体歧视

在大众传媒对“富二代”的报道中，由于受社会心理、政府行为和商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这一群体的正负面新闻严重失衡，从而导致了对“富二代”形象的扭曲。大众传媒应该正确处理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以广角镜头对这个群体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官员“作秀”的动机及正确价值取向

官员"秀"是官员和政府展示自我、宣传政策的一种新方式,"秀"是个中性词,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判断其性质,重要的是要看官员"秀"的动机以及造成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官场是一个严肃的场合,容不得半点活泼,加之中国人传统上喜欢含蓄的表达方式,所以对"秀"多少抱有排斥的心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众又期待政府官员采用更加灵活、形式多样的沟通交流方式.因此,官员"秀"不只是个人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官员"秀"的出现折射出官员个体对传统形象的思变,折射出民众对执政方式的思变.简单地对官员"秀"加以肯定或否定,都未免过于草率.对于官员"秀"问题,需要我们认清其本质,深入剖析其原因,分析其利弊,并加以正确的引导.     

民众与政府冲突中社会工作的介入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民众群体与政府的正面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的介入应该成为解决冲突的中坚力量。由于我国的社会工作起步晚,发展也较缓慢,如何在民众和政府冲突中引入社会工作帮助解决个人、群体、社会之间的问题将是新的探索。本文介绍社会工作的功能、方法、理念并结合Q市取缔三轮车引发的静坐事件为例探讨民众与政府冲突中社会工作介入的途径与方法。     

官员复出现状下的系统性思考

当前官员复出普遍,呈现出复出时间短、复出职务不合理、复出不分责任轻重等一系列乱象。针对此种情况,需要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强化多种问责机制的联动以及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作为责任政府的产物,官员问责制进入大众视野已有一段时间。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应有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     

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的提升会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说明财务绩效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然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了财务绩效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     

论官员问责制

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而官员问责制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知晓和接受。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成因及构建路径

本文通过阐述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分析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与成因,同时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从企业自身努力、社会监督、对政府官员进行问责等方面提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     

中国企业领导者怎样才能赢得员工信任

一、问题的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弥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集中凸显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层面上。政治层面:尽管民众对高层政府保有较高信任,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公信力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表哥"、"房姐"、"天价烟局长"、"红豆局长"等事件使得民众对官员的信任降到了谷底。社会层面:     

论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内涵、弱化表现与提升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并日渐凸显的关键阶段,"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不断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 1.政府公信力的内涵.目前我国学者对政府公信力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认为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评价或认可,评价的对象主要包括政府信誉和形象.邹东升认为,政府公信力既包括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和态度,也体现为民众对政府行政的理解和支持.     

失业风险中的政府作为分析

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式下,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社会推到失业的风口浪尖上,置于失业的风险中。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引导、调适和推进就业的大任。本文从政府与失业风险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政府在失业风险中的自我期待,实际行动中民众对其行为的评价实态,并用回归的方法试图找出失业风险认知与政府就业作为的关系。     

现代公共空间建构中政府官员的角色探析

现代公共空间是民众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领域。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目标对公共空间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现代公共空间的建构进程。深究政府官员缺乏推进公民参与动力的内外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欠缺对现代公共空间理念原则的认知。现代公共空间秉持公益性价值原则,体现和尊崇民众的政治自由,弘扬和倡导公共理性。政府官员应明确建构现代公共空间的角色定位,承担和履行角色责任,注重强化现代公共空间意识,调整工作思路,着力优化现有公共空间,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谁造成了不明真相

每当发生了民众关注的社会事件，而民众的议论纷纷与官方期待的“旋律”有所不同或者相悖的时候，一些官员总是驾轻就熟地指责民众不明真相，甚至是受了别有用心者的谣言的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我们可怜的民众，好像总是处在被愚弄的地位。贵州瓮安发生的骚乱事件，其参与者就受到过这样的指责。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如何破解官民互不信任难题

<正>就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来看,最突出和最集中的难题是官民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当前基层官民之间因为拆迁补偿利益纠葛、环境邻避运动、医患关系恶化、城管违规执法等产生的矛盾不断激化,且这些矛盾日益呈现出规模大、易触发、难控制、危害大的特点,不断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表面来看,这些矛盾既与政府和私人利益的边界界定不清有关,也与官员与民众沟通     

责任政府构建必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与健全政府系统内部的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公共行政以及官员个人任职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是责任政府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责任政府的理念转变为现实的行动,最切实际的举动就是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对责任政府的构建有着重大的作用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