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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官员脸谱 在微博江湖中,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官员。他们因身份、职业、素养、个性的不同,在微博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脸谱”。     

领导干部怎样做人

正新年伊始,与朋友小聚,聊起"领导干部是高危职业"的话题,朋友建议我写一篇"领导干部怎样做官"的短文。我思忖,"怎样做官"固然重要,但"做官先做人"的前提不能绕过。历览古今人和事,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根本在于做人成功;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根本在于做人失败。所以,我以"领导干部怎样做人"为题,作为2016年"卷首心语"的开篇。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的身份具有公民和官员双重属性。做公民讲人品,做官员讲官德,二者     

古代官员的政治余热

古人把官员退休称作“致仕”,一般来讲,官员退下来后,其身份与在职时发生了巨大变化。通俗地讲,就是退休后的官员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自由人。但是,古代官员退休后的身份却不可与没做过官的老百姓同目而语。因为他曾经是官,便有了官的履历、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因此,退下来的官回到地方,表面上看,他无职无权,却是一个可以对中央及地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物。在古代,大部分官员退休后,一般都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是,还有一些官员虽然身退,却依然心系国家和百姓,凭借着个人能力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官德:在职业道德与角色道德之间

官德即官员道德,一般用以指称各级党政干部的道德.高度重视官德建设,通过加强官德建设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是我国领导干部队伍和行政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一种鲜明的组织管理优势.正确地认识和定位官德及其规范,是加强官德建设的基础理论问题. 官员是社会职业分工序列中的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这种特殊性不是表现在官员的特权和荣誉上,而是表现在官员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公共责任以及社会角色上.因此,对官德既不能仅从职业道德上来要求,也不应该过分从社会角色道德的视野来认识,而应该坚持职业道德与社会角色道德的有机统一,并在这种统一中寻求官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现代社会要培养公民意识

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注重经济、管理、设施的现代化,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主体——人的现代化,忽视了对公民意识的培养。从整体上来看,公民意识内在具有政治、法律、社会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从政治层面来讲,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爱国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等;从法律角度来讲,主要包括公民的身份意识、规则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平等意识和自由意识等;从社会伦理角度来讲,主要包括公民的责任意识、合     

官员相对学者需要哪些专长

学者与官员,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其职业内涵、社会评价与行为特征都大相径庭。比较学者和官员的生活空间及身份标志,前者是"处江湖之远"的知识精英,后者是"居庙堂之高"的政治精英。要找到知行合一、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兼全之才实属不易。首先,官员要有综合性的社会知识而不局限于单     

压力维稳的官博解构及其发展

压力政治的相对封闭性客观上要求建构新的渠道来推动政府内部尤其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以消解体制内的政治压力。事实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建构这样一个沟通渠道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官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官博由于"博主"身份的政治性往往会成为沟通渠道的人格化代表,平等性和日常化成为技术沟通异于以往沟通方式的基本特征,官员通过微博发帖与回帖在同公民进行非正式沟通中,从理念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起到了某种程度的科层解制作用,而公民的跟帖与转帖在非正式表达上,更是起到了对公权力的信任重建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对官博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官博现象的出现仅仅是有效政治改革来临之前的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治现象而已。从长远来看,包括人大权威性建设、信访有效性建设和司法独立性建设在内的制度建设才是协调顶层维稳与底层维权的根本之道。     

组屋的奥秘

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不仅塑造了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和作为公民的共同记忆，同时也塑造了新加坡的公共社区，为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官员“转身”会成为潮流吗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个职业还是选择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人们对官员转身当教员这件     

新课程理念下教师角色转变初探

角色,可理解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教师是社会生活中从事教育教学专业化活动的角色,即教师具有与其他职业不同的特殊身份、职业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新课程和新教材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参与者和引导者.<纲要>要求"教材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     

现代公共空间建构中政府官员的角色探析

现代公共空间是民众参与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领域。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目标对公共空间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现代公共空间的建构进程。深究政府官员缺乏推进公民参与动力的内外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欠缺对现代公共空间理念原则的认知。现代公共空间秉持公益性价值原则,体现和尊崇民众的政治自由,弘扬和倡导公共理性。政府官员应明确建构现代公共空间的角色定位,承担和履行角色责任,注重强化现代公共空间意识,调整工作思路,着力优化现有公共空间,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换个视角看社会：中央党校教员“变身”官员

2011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中央党校首批4位干部先后在浙江、福建两省完成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身份转变后的他们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基层官员，透视到更完整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     

2012年2月(中)学术推介

涂永珍在《微博反腐:公众的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之博弈》一文中指出,在微博反腐中,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很可能会侵犯官员的名誉权、隐私权。因此,需要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来化解官员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与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相冲突的问题。首先,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微博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及公众的知情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政府作为公共     

官员“转身”会成为潮流吗

公务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社会的较大反响。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个职业还是选择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也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人们对官员转身当教员这件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之外,还要作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不是从体制内传导出的某种信息？     

政府官员的身份均衡与政治信任建构

在政治治理过程中,政府官员在身份感知和政治信任上将不可避免地趋于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官员身份的技术性和政治性的二元均衡成为其面临的一大核心问题,并影响着其政治信任的理性构建。在政治—技术身份均衡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官员政治信任的构建有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两个维度,而当下官员策略信任的构建更具有紧迫性。策略信任往往与官员具体行政行为相关,这意味着官员政治信任治理的契机在于自身对政府行政过程影响力的感知,即政治效能感的建立和维护。     

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看中国NGO对中国政府治理的促进作用

公民社会理论发端于古希腊时期,当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为一体,到了黑格尔才正式承认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界,只是地位上后者要高于前者;到了现代国家时期,出现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三分法,从而衍生出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代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帮手,更是政府自身治理的监督主体。非政府组织自身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建设,才能在公民社会中扮演好合适的角色,也才能发挥好政府治理的合作者的作用,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国家的治理环境。     

新视野

<正>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没有人因为他的身份而拥有特权。无论一个人是住在农村里,还是住在城市里;是穷人,还是富人;是拥有权力的人,还是无权者——对于国家来说,他们都是平等的国民。对于他们,不应有任何制度上的区隔。国家做到了对公民平等的关切,因为正义和社会团结的存在,它强大的根基就非常稳固。从深层次说,这也是几十年来改革的逻辑指向。2015年的中国希望     

也说民风影响党风

<正>以往人们议论较多的,是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但社风民风对党政官员的影响,则提及不多。其实,党员也是人,身处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些年,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人均收入水涨船高,与此同时,也滋生起一股奢侈、炫富之风。在普通百姓中,为了面子好看而"勒紧裤带、花钱摆阔"的现象也不鲜见。同时,社风民风也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注重人情、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与此相关的讲朋友义气、办事论亲疏、节日送礼"、拼酒文化"等,都成为腐败文     

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认知与培养

公民是一个现代概念,是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的统一体,更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化社会,本质上就是公民社会。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确立,所谓的现代社会制度也只能是一种不健全的社会制度。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与公民意识     

阅读1:为官 为学

在传统中国,官员与学者身份的确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科举制度,几乎都能使成功的学者找到一条通达的仕途路径。政、学分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还是晚清一些有识之士的见解,至少孙中山先生曾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先生,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大事”,“非大官”不能做。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立德”、“立言”,却很难真正“立功”。这一点常常成为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距离的一个重大原因,官员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官员,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之间的对峙。我们希望官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但我们也知道政治运作同样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需要也值得全身心投入。伟大如毛泽东者,兼禀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文化品格,他的历史贡献使得“毛泽东”这一称谓,曾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的完整过程。这是伟人的业绩,不可能拿着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官员。当今变革的时代,政、学两界载负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人间情怀,在人们对官员的素质亟待提高的众多议论中,在现代学人依旧不时隐隐流露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卧龙式自负中,我们不禁思考:官员与学者之间除了各种各样因时代条件变化而不断选择的沟通范式外,怎样寻找一种共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