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发展:从运动中的民主到民主中的运动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可归结为中国运动式治理,主要呈现为运动中的民主。中国运动式治理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体现出民主进程的二律背反定律。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必然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实现从运动中的民主到民主中的运动的转型。民主中的运动模式提取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的优点,实现了政府治理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政治发展自然和自觉选择的必然结果。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

不断兴起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情境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需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3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传导式的线性化社会责任治理、联动型的集群式社会责任治理等传统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在平台情境下容易出现治理的错位与失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契合于平台情境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治理范式,核心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个体、情境和系统的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主要生态位的6项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之间的两项责任共演机制。     

分析政策——运动式治国模式的得与失

自1949年建国以来,运动式治国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十分深远,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混乱。在运动式治国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对社会发挥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只有正确认识运动式治理的得与失,才能正确利用这一治国模式,使其发挥出好的一面,为我所用。     

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我国现代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工作分析,可以将其划分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在赋予国家治理和实践帮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水平的稳定提升。     

海峡两岸基层生态治理策略研究——以闽台乡村生态建设为例

台湾在乡村生态建设政策方面具备强劲的优势,且经验丰富;福建新近提出"生态省"发展战略,但不论是生态建设程度,还有生态治理模式的综合性都较为落后,也难免存在错漏之处。对比闽台乡村生态建设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合理的生态治理模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法律为规制,社区为建设点,多方组织参与,生态产业发展为力量,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乡村综合一体化治理模式,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乡村生态建设。     

“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失灵的反思与矫治思路

目前学界对专项治理的研究虽然关注了其社会效用和负面影响,但对专项治理失灵现象的研究较少。2017年某直辖市T市H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的过程中显现出新式推诿扯皮现象。微观层面上业务科室的权责和上下级机构的衔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三定方案"相对稳定与科室职能的变化之间存在矛盾、科层式组织的常规运作节奏遭遇运动式治理的冲击和打断等因素共同造成了专项治理失灵。要突破这一治理失灵的困境,需要同步完善或出台配套制度、完善专项治理的组织结构以提高与科层组织的匹配度、整合信息和资源以缓解运动式治理对常规工作的干扰和冲击、重视容错纠错机制的安排和施用等。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柔性合作治理模式探讨

生态文明建设从政府单一化的管理模式向各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转变,是不断实践的成果。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单一中心治理模式,不利于合作治理各主体之间的长期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柔性合作治理的主要路径有:强调第三部门的"本体论承诺",加强企业管理伦理建设,构建以第三部门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党在党员干部中周期性开展政治教育活动的动因探析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所开展的历次政治教育活动形成了有关政治教育本质与功能、政治教育形式与机制和政治教育执行结构的明确认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党员干部周期性开展政治教育活动,是基于合作型政党制度、使命型政党、超大型政党的考量。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活动,应该注意处理好思想教育和权力制约之间的关系、运动式治理与容纳式治理之间的关系、政治教育与业务推进之间的关系。     

基层行政问责乱象与矫治的刚柔艺术

基层行政乱问责表现为"背锅式"问责、"箩筐式"问责、"任性式"问责、"灭火式"问责、"全盘式"问责等问题,严重削弱了行政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呈现问责泛化与异化。基层行政问责应实施具有时、度、效特征的精准问责,同时要对乱问责进行积极治理。要进一步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完善法律与制度为精准问责提供有力支撑,对基层干部实施激励与问责并行的刚柔并济管理,从而真正展现行政问责的价值,在基层形成良性政治生态。     

政府外部治理的权力要素与模式创新

政府外部治理的权力要素包括市场权力要素与社会权力要素,分别对应市场式政府模式与参与式政府模式。这两种模式从西方学界引进,未能对中国政府外部治理现象做出有力的解释。21世纪以来,温州当地政府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的模式创新,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成长发育,构筑了一种新型的政府外部治理模式——吸纳式政府模式。吸纳式政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政府治理,注重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吸纳式政府的要点在于保证党和政府的有效介入及防止市场力量的过度干预,同时也注重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对政府外部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制度虚置状态下运动式管理的弊端与出路

制度虚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制度失灵现象,运动式管理的大行其道是造成常态化管理中制度虚置的重要原因。对运动式管理的过度依赖会弱化制度的公平正义,很容易使组织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领导者要在管理运动中形成多元的常态化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重视日常管理中的制度落实和监督,切实治理制度虚置顽疾。     

生态型政府的理论构想

生态问题已逐渐成为21世纪社会问题形成的根源之一。本文试图将政府治理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构想形成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表征与系统性矫治

政策执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关涉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其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具体表现为央地碎片化、同地碎片化、部际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错综复杂的府际关系、本末倒置的权责关系、南辕北辙的执行关系、复合叠加的职责关系。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破解之道在于科学运用系统性理论,构建以信任与效能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思维体系,健全以利益补偿与科学考核为中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建构以“三级融合式”为重心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要原则化

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使公司由平行式"二元制"演变为"二元制"加"一元制"的治理模式,形成了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并存的局面.     

耦合型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现实困境、路径探索

在现代社会系统快速流动与频繁互动的影响下,突发环境事件的耦合型特征与传统的应急治理模式不相适应。协同治理理论以平等互信、资源共享、合作互利的共治共享优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治理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针对当前耦合型突发环境事件中存在的央地应急管理协调不畅、区域间运动式动员应急成效不佳、基层应急治理驱动力不足、企业联合防治环境风险能力欠佳及网络舆论主导事态发展等现实困境,须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要求,从利益调解机制、协同网络权责机制、组织信息联通机制及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四方面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协同策略,优化协同效果,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关系研究

公共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作管理,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关系,将决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影响政府治理的效果。现实中,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摩擦,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缺陷,将会出现对抗式、依附式的关系模式,降低社会管理效能。因此,为了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调发展,论文选择从公共治理视角入手,立足博弈分析,通过收益比较,指出理性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选择"合作"关系模式。并提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采取双管齐下策略,政府外部关系梳理与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重建相互结合,共同营造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形成合作伙伴的治理格局。     

领导本位与职能本位的冲突与协调

领导本位和职能本位分别是科层制下领导干部与职能部门普通公务人员的行为逻辑。有时候领导本位会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原有分工,其下的不当批示会引发职权错位,运动式治理则会陷入制度性风险。为此,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建立常态治理和非常态治理的二元思维;坚守依法依规办事原则,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健全政府部门的激励机制,让职能部门与领导"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EPC模式下城市河流生态治理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以西安高新区某河流环境综合治理二期EPC项目为例

近年来,城市河流生态治理工程项目管理方法不断涌现,EPC模式作为重要的项目管理方法,为城市河流生态治理项目管理提供了新路径。文章以西安高新区某河流环境综合治理二期EPC项目为实例,分析EPC模式下城市河流生态治理项目的组织结构、发包模式、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和风险管理,并针对该项目已识别出的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对策及建议,以期为类似的城市河流生态治理工程项目管理研究提供参考。     

企业战略联盟的期权博弈分析

本文认为,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实质上是构建了一个战略投资的期权博弈实现方式,从而可以灵活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研发失败的风险.企业战略投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及专用性,因此不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选择一体化在企业内部的治理方式,而应根据所能实现的期权博弈战略价值,选择较灵活的治理模式(如战略联盟),以最大化实现这类投资的战略期权价值.由联盟双方对联盟资产的估价而决定的联盟期权的"市场价格"和由联盟双方讨价能力决定的联盟期权的"执行价格"共同决定了联盟期权执行时的价值;联盟期权等待的灵活性价值与博弈占先战略价值相均衡之处决定了对联盟期权执行的最佳时机.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治理模式创新探索

作为重庆五大功能区之一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新的功能定位,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和治理模式,科学合理的治理能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生态涵养发展区又好又快的发展。从渝东北的社会基础和治理传统出发,顺应人类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要走一条政府主导——多元治理的模式,从而兼顾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各个利益主体,以政府为核心,调动社会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到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治理中来,开创一个科学合理的治理格局,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