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动态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拟将地方立法权扩至282个设区市。背景：目前49个城市拥有地方立法权广东佛山从2003年开始申请成为“较大的市”。11年来，佛山GDP从1381亿元升至2013年的7010亿元，但地方立法权始终未能如愿获得。类似佛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地方行政立法风险控制的引导及矫正之策

<正>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关系国之根本,必须合理分工、互为依托。从地方立法来讲,分为关键几步: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赋予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分别授予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和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权限;三是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逐步扩大至设区的市的人大和政府。从发展态势     

"撤县设区"须找准有效空间

撤县设区一直是个热点话题.一段时间以来,"撤县设区"现身于一些地方的"十四五"规划中,不少城市提出有序推进撤县设区工作.对于这一问题,人们普遍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要不要撤县设区,有何利弊.二是怎样实施撤县设区.在笔者看来,第二个问题更重要.撤县设区只有找准了有效空间,精准推进,才能发挥巨大作用.     

论我国民族立法之自治立法

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这一概念的设立之初,人们是为了突出民族自治地方对自治权的享有、各民族对本民族自己事物的管理权,但长此以往所造成的自治立法与一般地方立法不分的结果,却与当时的初衷背道而驰,本文将结合这一问题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进行探析。     

征税须由法定 限行不能任性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5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决定.这是中国15年来首次修改《立法法》.修改后的《立法法》关于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规范授权立法、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等亮点引发关注. 税收不再“任性” [问题]去年底至今年初,成品油消费税连续多次上涨;涉及夫妻房产分割,一些地方还要加征“夫妻房产加名税”……征税为何如此随意? [修法]新《立法法》将“税收”的专属立法权单列,并规定“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即“税收法定”.     

时事政策

正推荐度指数地方立法权的两难处境一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后,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无法提供解决地方新问题的途径,立法的滞后、地方立法权的缺失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社会管理的瓶颈。这样的意见同时也存在于大多数"申大"城市的建议理由之中。地方立法权的争夺,同时也是城市地位的争夺。"较大的市"的头衔被看作一个城市在整个国家中重要性的标志。尽管现今个别地方立法质量堪忧,甚至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冲突,而且现有的地方法规审查机制和国务院备案制度能起到的监督作用还非常有限。     

优化支出结构 改善投资环境 摆脱区级财政团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     

“撤县设区”辩

对于前不久浙江长兴因"撤县设区"引发的一场区划调整风波,与其说是"宁市不区"的名头之争,还不如说是一场市县之间公开的利益博弈。尽管湖州市当初为了顺利推进"撤县设区"计划,给下辖的长兴县承诺名字不变、区域范围不变、财政体制不变、县级管理权限不变、县级管理体制不变,但这一计划还是引发了长兴县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百姓的强烈     

城区政府振兴经济新理念:企业关系管理

从法律上说 ,我国的市分为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我国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在关于我国的行政区划方面规定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市辖区 ,即城区是根据市的行政管理需要依法划分和设置的 ,是城市必要的组成部分 ,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城区政府的视角 ,探寻振兴城区经济的道路。我们提出 ,城区政府可借鉴客户关系管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ＲＭ )理论 ,建立以企业关系管理为核心的企业服务体系 ,吸引企业 ,振兴城区经济。（一）城区经济发展依托：企…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的优化配置研究

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模式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以往模式发行主体和偿债主体的不一致性,但高层级地方政府在分配债券资源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本文依据结构化模型及契约理论,从高层级地方政府的角度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的分配决策模型。在效益风险合理搭配的框架下,通过使用遗传算法对双重目标进行加权,分析了省级政府与地（市）级政府之间的债券优化配置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政府债券违约概率最小化等多目标优化求解,可以实现政府债券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改进。这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性化和政府债券合理配置研究将大有裨益,从而有利于科学管控我国日益严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招商引资成功学定律

如何才能成功招商引资?这是各地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为此,本刊专访了安徽省肥东县"招商状元"、招商小组组长晋杰.作为招商一线的成功者,晋杰全方位解剖了招商引资的成功学定律.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     

直面“公车改革”

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度很大,是与公车的性质、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制度缺乏正规化以及各地经济水平不同有关。为了使公车改革不变形走样,必须制定合理标准、规范操作程序和明确改革的目的。只有让权力站在阳光下,才能使包括公车消费在内的“三公”消耗得到有效治理。地方政府“车改”之类的事务,属于地方自治事务的范畴,完全没有必要由中央政府来制定统一方案。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20世纪初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宗教人士代表

20世纪初俄国建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享有立法权的代表机构——国家杜马。宗教人士,作为与民众信仰有直接关系的阶层,当选杜马代表有其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但他们受到了教会和政府的双重限制,有革命倾向的宗教人士基本上都通过选举法和各种行政措施被挡在塔夫丽达宫的大门之外。这说明沙皇政府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听话的国家杜马,试图将国家杜马纳入自己的权力之下。     

直面“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必须直面四重困难

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度很大，是与公车的性质、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制度缺乏正规化以及各地经济水平不同有关。 为了使公车改革不变形走样，必须制定合理标准、规范操作程序和明确改革的目的。 只有让权力站在阳光下，才能使包括公车消费在内的“三公”消耗得到有效治理。 地方政府“车改”之类的事务，属于地方自治事务的范畴，完全没有必要由中央政府来制定统一方案。     

浅析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合作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逐渐成为府际关系研究中的重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成为地方府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但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合作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包括丰富合作形式、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合作机制等等。而地方政府只有完善和理顺横向关系，在合作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的竞争，才能更好的促进地方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中国式经济治理问题

<正>在中国语境中,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能纯粹套用有关方面的一般理论,而是要进一步深入结合中国政府结构的特色。必须从制度建设着眼,构建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新机制,清晰地界定中央和地方在权、责、利三个方面的关系,从而形成制度化的、利益博弈的相对均衡。但是,不论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的"中性"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中央政府保持"中性",国家才有能力抵御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从而消除地方政府放纵或过度干涉市场的行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