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现实诉求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个案中,H组织以主导、支持、推动等发展性角色从三个层面积极推动自下而上、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行动:对龙舟文化进行包装,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搭建主体性参与的平台,增强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与长效性;从主导转向提供协助性服务,搭建社区自治的内生组织。从利益契合到公共精神培育再到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利益契合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诱发性动力,在公共精神的培育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思想转变,在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层面是多元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邻避运动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在邻避运动的视角下,我们会发现当前社区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社区共同体在转型和重构的过程中,其形态和行动机制呈现出新的特征,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基于对新的社区共同体的认识,更新社区治理理念、革新社区治理体制,进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邻避运动,化解邻避冲突。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     

“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与合理化治理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促成中国人口空间布局的系统变化,"过渡型社区"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显现。"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复杂情状形成了环环紧扣的三大治理难题: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困境以及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社区整合困境。基于对居住主体的细致区类,探究有机整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并促成治理行为优化的治理模式。     

浅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的乡镇社区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乡镇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乡镇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导;我们应充分认识和正确面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的乡镇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提高乡镇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建构性共同体: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一种现实选择

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村庄共同体,给村庄的生存形态和治理转型带来了严重危害。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是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的一种努力。建构性共同体是当下农村治理转型的一种现实选择,它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充分考量村庄实情和特质的基础上,通过重建社区文化、加强社区服务、推进社区治理、培育社区组织来建构"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具有可操作性,它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村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执行到服务:提升城市社区干部领导力的策略选择——基于对上海、南通、太仓等地的实地考察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社区干部的日常工作大多是执行上级的行政性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与精准化的服务。面对当前社会的急剧转型与形势的发展变化,城市社区干部的职能应回归服务居民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对社区干部加强科学培训,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不断提高社区干部的领导力和服务居民的能力,有利于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的持续和谐稳定。     

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探索

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能够发挥政治优势,筑牢基层党建引领的"新防线";发挥威望优势,凝聚社区自治的"生力军";发挥经验优势,成为创建和谐美好家园的"领路人"。离退休干部赋能社区治理包括党建赋能、凝聚赋能、议政赋能、专业赋能、榜样赋能五种模式。调研发现,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也存在一些障碍,包括个人家庭等因素阻碍参与广度、社会氛围缺失影响参与热度、保障机制不健全限制参与深度、激励机制不完善制约参与效度。为进一步推动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要深化双向融合,精准对接社区党组织;打造特色品牌,强化功能型党支部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激励保障措施;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城市社区精英的类型与结构特征潜类分析

社区精英是实现基层自治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上海J街道社区精英的潜类分析可以发现,在社区治理中有三类社会精英:"政权代理人""社区热心人"和"治理参与者"。在社区治理中,"政权代理人"和"社区热心人"都主张依靠行政力量,"治理参与者"则更加相信社区精英的社会力量,且"治理参与者"和"社区热心人"都对社区的各种组织有更多的参与。在社区精英群体的社会属性方面,女性、学历低、年龄大成为"社区热心人"的整体特征,而小区的新旧属性会显著影响"治理参与者"的多少。     

角色理论视角下嵌入型干部的实践困境与因应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再度回归国家政治的话语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治理连接点,嵌入型干部因其特殊的结构位置被赋予多重角色,在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遭遇诸如角色超载、角色异化、角色冲突等困境。须从结构与能动两个层面着手,通过改进考评体系、优化选派机制和提升基层自主性三个方面消除嵌入型干部的角色扮演困境,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社区赋权推动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思路

在我国当前的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不足制约着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组织化力量,增强居民集体行动能力;将信息技术嵌入赋权行动,拓展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夯实社区赋权的制度基础,为赋权居民提供坚实保障。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城市未来社区数字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初探

社区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细胞单元,在新时代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数字化改革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城市未来社区的数字治理更是城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治理的实践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而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也将为数字治理提供更加丰富的手段和方法。文章首先研究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城市社区数字治理的困境,包括加剧邻里关系的疏离、过于追求数字化导致对民生需求的忽略、产生信息孤岛问题和造成居民隐私泄露等方面。然后提出了未来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即要发挥社区的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作用、注重人文的改造和管理温度的体现、强化数据整合并提升精准管理、完善监督管理,严防发生数字风险,从而推进未来社区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     

生态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的分析

运用政党生态分析范式,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体制变革形成的“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转型问题.研究发现,政党生态环境变迁,对“村改居”社区党建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区组织结构复杂化,对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新挑战;社区利益群体多元化,对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出了新命题;社区群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社区基层民主显性化,对党组织引导和推动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考验.为此,得出了党组织功能转型的路径:领导功能转型——由领导核心转向政治核心与社会核心并举;社会角色转型——由纵向领导到纵向领导与横向服务互动;利益协调转型——由利益表达转变为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并重;工作方式转型——由权威和指令的方式向制度治理和民主协商转变.     

以判断决策视角解析治理结构中的个体认知

公共事务管理具有系统性的治理结构,包含个体所处的载体环境、个体的认知判断、群体共同约俗的社会行动。研究表明,治理结构中多方当事人的个体角色与个体认知影响着个体与其他个体、个体与群体互动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公众在特定治理主体进行的社区治理,其复合领域专家、多方当事人、公共管理者等三方角色,愿意以理性、善意的态度偏好处理公共议题,可治理条件方能成立,并更能解决社会组织活力的激发、社会矛盾的化解、公共安全体系的健全等公地困境问题。     

重构社会组织参与逻辑：社区专业治理内卷化的形成过程及破解路径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已由总体支配向专业治理转型。凭借专业性独特优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专业治理的关键主体。然而,现实中社会组织专业参与遭遇社区系统解构,未能带来应然专业治理效能,而是陷入专业治理内卷化。通过搭建社会组织专业参与分析框架,从微观视角剖析社会组织专业参与在社区系统的解构过程可发现,社会组织专业参与失效,主要是受组织间权威性冲突、行政任务重、考核指标高、专业化过度、权威性不足、网络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要再生公共价值,再造平等网络关系,重构服务承接逻辑,构建社会组织行动系统,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系统,打造网络资源开发系统,破解社区专业治理内卷化困局。     

浅谈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2020年以来,全国各地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结合自身特点,实践出多种社区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但是也暴露出六个方面的问题,即党建引领作用不强、社区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组织服务不实、主体治理职责不明、人才队伍建设薄弱、公众参与意识不足。厘清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对新时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助力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町内会社区治理经验对海南省社区治理的启示

町内会是日本的居民自治组织,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实践探索,町内会在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组建町内会联合会、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应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推广治理经验等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对于海南省推进居委会社区治理具有借鉴意义。海南省可以通过建立社区治理联席会机制、组建居委会联合会、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等措施破解居委会社区治理困境,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不仅是新时代加强在职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保障,更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益探索。社区空间是基层党建在转型期社会的重要载体,在职党员组织关系与居住形态的分离导致社区对于党员作用发挥的组织努力及结构支撑较为薄弱,在职党员在社区发挥作用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现实价值意蕴、过程困境及实践进路展开。现有研究仍存在理论基础和学术提炼相对缺失,较少关注精准化、精细化体制机制构建问题,缺失或回避在职党员发挥作用由应然转为实然的有效路径研究等不足,今后的研究需综合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开阔研究视阈,拓展党建与社会治理交互作用研究,应着重探讨精准化、精细化体制机制构建问题,将设置治理规则与治理事件输入相结合,着重讨论在职党员如何与各类型组织联手提升党建效能。     

城市边缘地带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增加,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刀切"社区治理模式面对挑战,社区治理陷入困境。上海市宝山区G镇构建自治与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这是突破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区治理体制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