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策略对政府权责调控规制的借鉴——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起源于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内的委托代理理论能够清晰地阐明企业股东(委托人)与经理层(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界限及其冲突,并通过多种激励与监督措施促使代理人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以缓解代理冲突.与公司治理相比,公共治理尽管在权力运行、利益分配、组织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仍存在共通之处,委托代理理论能够解释政府权责形成机制,借鉴公司治理策略能够有效协调政府管理中的目标利益冲突问题,有利于形成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探析

善治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公共权力的让渡,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其实质内在决定了以公众、公民社会组织及社会舆论为主体的社会问责方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以善治理念为指导,从社会问责机制的要素出发,探讨我国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官员有效问责,推动地方政府实现善治。     

有限政府提高治理能力必须充分调动公众参与

<正>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相关机构通过开放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直接与政府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建立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即建设有限政府。政府既要"有限",对权力加以限制和规范,     

权力腐败与制衡机制探略

在一切社会中,腐败总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即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从权力腐败的根治来看,反腐是治标不治本,防腐才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就必须为权力的运作设立一个合理的界限,即权力之间的制衡。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机制转变

基层政府治理机制转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延伸。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效果以及政治体系合法性、政治制度合理性的认识与认同,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基层治理行为获得的。只有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科学发展的基层政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公众和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才能有利于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土地征收领域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征收领域腐败高发源于地方政府在征地领域存在角色冲突、腐败收益畸高以及土地征收中的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应从积极化解政府角色冲突、压缩土地征收中的政府收益空间、规范土地征收监管秩序和构建均衡的权力体系等方面对土地征收领域的腐败进行有效预防和治理。     

腐败治理的公共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公共治理能力→官员腐败→代际指向→路径依赖→公平失衡→公共治理能力,是国家公共治理能力与多元共治模式之间隐含的内在逻辑关系。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治理腐败问题,可以从社会领域身份和家庭代际关系与环境的改善两方面解构现有的逻辑框架,以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子女教育、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部分内容,从理念上消除官员实施贪腐行为的动机;坚持学校教育优先理念的同时,也要坚持社会教育理念,从源头上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家庭配合以及个人努力的共治范式。     

遏制腐败:从制度建设角度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腐败往往与权力紧密相连.腐败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腐败主体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严重倾斜和扭曲而滥用公共权力;二是对公共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导致其在运行中发生失控和变异,从而成为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谋私工具.     

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深化思路

<正>网络监督是指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媒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信息,对党和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发表意见和建议,并针对权力行使者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披露和评判,从而实现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行为。在我国,网络监督逐渐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在揭露官员腐败、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扭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制约政府公共决策何以可能 ——基于权力转移的视角

新媒体空间信息和舆论的界限日趋模糊,出现信息传播的舆论化趋势。当权力在各个主体间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权力格局的演变,也必定会出现权力的转移。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能够制约政府公共决策的根本原因是出现了由政府向公众的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新媒体使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数量大为增加、质量大为提高,导致权力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媒体能促进公众个体之间的合作,构建集体身份和扩大集体认同,从而改善了公众权力的结构;权力结构由全景监狱式急剧转变为共景监狱式,导致政府权力和公众权力之间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本由国家独享的话语权被迫与公众分享,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减少和公众权力的增加。     

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信任的路径探析

公共信任是政府高效、良序运作的基础与保障,若任由公共信任危机发展,政民信任关系将会断裂,执政成本将会难以承受地增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有可能会得而复失,甚至危及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应在剖析我国公共信任危机衍生机制的基础上,探索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信任的路径. 一、公共信任危机的含义及表现 所谓公共信任危机是指政府及其官员在社会治理中因行为失范或言辞不当,从而引致社会质疑或官民对立,政民关系陷入信任断裂的危险状态.当前公共信任危机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     

胁迫性村官腐败及其治理初探

胁迫性村官腐败是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胁迫性村官腐败主要是指村官利用职权要挟村民,通过设置办事障碍获取好处。这种腐败不仅让广大村民群众受到难以讨回公道的伤害,还会造成村内不和谐、销蚀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引发痛恨村官腐败又渴望有机会腐败的不良悖论心理。究其形成缘由,有村官方面的原因,也有村民方面的原因,还有客观的村内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原因。为治理胁迫性村官腐败,一要认真开展针对村官与村民的教育,二要分解村官的权力,三要完善法制监督机制,四要革新当前的宏观政治社会环境,五要建立起与村民办事有关的问责制度。     

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腐败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权力本身，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不可避免产生权力的滥用。拥有权力就拥有影响力、支配力，如果没有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就必然会产生腐败。因此，研究权力运作过程中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的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政府行政成本治理的影响模型分析——基于权力“瘦身”的逻辑视角

对待政府行政成本应摒弃传统控制式思维,形成科学的成本治理理念。政府权力天然具有公共性、强制性、权威性等特征,不仅使其具备了与生俱来的膨胀冲动,而且造就了难以对其有效监督制约的运行体系。权力本性显性驱使职能扩张,监督缺失隐性催生权力异化,二者共同构成从政府权力到行政成本增高过程的基本逻辑链条。因此,政府行政成本治理的着力点应放在权力"瘦身"上,权力"瘦"则成本自然下降。为此,应从权力法定入手,通过"公众权利"和"权力的权力"对其形成监督强势,借助现代先进信息技术共同建构一个节约型政府。     

浅议建设廉政文化的重要作用

强调党风、政风的端正,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建立廉政文化。或者说,党风、政风的端正乃至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首先必须强力反腐倡廉。从世界的角度看,腐败现象正在全球蔓延。就我国的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官员腐败业已成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几年各类大案要案的不断攀升,一再敲响治理腐败的警钟,也一再地证明了公共权力的失控和滥用。对于公共权力失控和滥用的矫正与杜绝,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或法律制裁远远不够,而必须有结构性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文化的和政治的规范,充分运用政治监督的力量和文化监督的力量,…     

以刑赏为市:警惕领导干部腐败后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 ——基于中国古代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现象的思考

腐败是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种社会现象。吏治腐败扭曲了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标准,以关系远近、贿赂多寡作为官员晋升的"潜规则"。司法腐败则扭曲了国家司法权和执法监督权,受赇枉法,视多寡为曲直,"犯罪虽同,断狱乃异"。建议进一步强化公共组织、专职机关、社会公众腐败预防的制度设计,倡导廉洁文化,最大限度防止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     

结构、路径与治理:差序格局视域下家族式腐败

从党的十八大查处的反腐案件来看,多数腐败案件都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这种家族式腐败以权力官员及其家属为中心,以"水波涟漪的方式"一圈圈向外逐步扩散,不仅包含了父母子女等亲缘关系,而且网罗了同事、朋友、老乡在内的人群,这个广义上的"腐败家族"最终构成类似于差序格局的层次结构。本文依据差序格局理论将家族式腐败交往人群由内向外划分为四个圈层:家庭圈、家族圈、熟人圈、半熟圈,并探讨了不同行贿者与官员之间腐败行为发生的路径和方式。作为成本低、收益高、隐蔽性强、查证难的腐败形式,要彻底根除家族化腐败,必须致力于四个方面: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弘扬反腐倡廉文化、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治腐最优策略:让权力最小化

<正>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官员腐败如果令企业免受权力伤害,是有效率的;如果助企业谋得非法利益,是无效率的。严惩腐败官员必然一刀切,不可能根据经济效率的原则区别对待。所幸,这两种腐败有共同前提,即强大不受制约的权力。治理这两种腐败的最优策略也一致:让权力最小化。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并充当人民群众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利益代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已然成为推动二者实现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力量。政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是实现政党法治化和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需要通过培育法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等路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