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及路径研究

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老年人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b=0.120,P<0.001）,同时数字融入对社会参与有促进作用（b=0.509, P<0.001）,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正向影响（b=0.166,P<0.001）。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 42.9%。应鼓励老年人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并完善数字设施建设,以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减少社交孤立,使其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     

老年人家庭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家庭压力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Model）是目前有关压力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大量研究发现ERI能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老年人家庭ERI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明：（1）老年人家庭ERI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该路径的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58.7%；（2）社会支持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21.9%；（3）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10.7%；（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二重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8.7%，所有三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1.3%。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根据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使用OLS模型以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探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以及代际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以独自居住的老年人为参照组,与子女居住(B=-1.963,P<0.01)和与非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均较低(B=-1.691,P<0.05),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代际支持,得到家务支持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P<0.05),与子女见面频率高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低(P<0.05)。结果表明,居住方式对抑郁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代际支持在居住方式和抑郁水平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建筑业农民工健康状况及保护因素研究

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MHS)、婚姻调适量表(MAT)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446名建筑业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健康较差,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婚姻调适处于良好状态;(2)文化程度与月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社会健康就越好;(3)农民工健康状况与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不同婚姻调适水平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差异显著;(4)文化程度、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婚姻调适对总体健康有正向预测效应;(5)婚姻调适通过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产生间接预测效应,文化程度对社会健康具有直接预测效应,还通过社会支持产生间接预测效应,社会支持在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6)受教育状况、婚姻调适状况、社会支持等都是建筑业农民工健康的保护因素。     

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

采用便利抽样法，以南通市某三甲妇幼保健院769名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抑郁情绪在医务人员的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r=0.450,P<0.001),抑郁情绪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r=0.481,P<0.001),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r=0.442,P<0.001);抑郁情绪在医务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35.08%。提示工作家庭冲突可直接影响医务人员职业倦怠，也可通过抑郁情绪间接影响职业倦怠，抑郁情绪的缓解，有助于降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水平。     

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对老年人抑郁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剧，失能老年人成为社会养老体系中应重点关注的群体之一，而由失能所引发的老年人抑郁研究尚未深入。文章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评估失能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并分析其异质性，考察人格特质与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社会支持及社会参与的调节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对老年人抑郁具有显著负向效应，且东部与西部、性别、受教育水平及年龄等因素存在显著的异质性，3种人格特质与数学推理能力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建议完善失能与认知评估及监测机制，建立针对特定人格特质与认知能力等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预警机制，推进基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从制度层面发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对失能老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大力推进智慧养老，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     

睡眠质量对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与跌倒风险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农村地区老年人睡眠质量与生命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文章采用欧洲五维三水平健康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12项目一般健康问卷与Morse跌倒风险评估量表调查M县农村老年人,并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发现,心理健康在老年人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97,95%置信区间为-0.331~-0.07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3.8%;中介效应受到跌倒风险的调节（R = -0.020,P ＜ 0.01）,在跌倒风险较高的老年人中观察到更大的影响。因此,跌倒风险调节了老年人心理健康在其睡眠质量与生命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降低跌倒风险,可能会提升睡眠质量差、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的个体与团体相关因素研究

通过对53个社区456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主要研究了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与个体因素（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和团体因素（社区集体效能）的关系。结果表明：（1）抑郁是存在于社区老年人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负性情绪;（2）对于抑郁状况而言,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均是极其显著的负向预测因子;（3）社区水平的集体效能负向预测了老年人的抑郁状况,社区水平的集体效能对抑郁状况与社会支持、抑郁状况与生活质量间关系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休闲活动、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社会参与。休闲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考察了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健康自评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并检验了健康自评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休闲活动参与度和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 均与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与其消极情绪负相关; 参加休闲活动对其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消极情绪的缓解效应; 休闲活动在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老年人健康自评在休闲活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