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金融生态与金融法制化

一、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影响 就像自然界的生态状况取决于生态环境因素一样,在金融生态体系中,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及运行情况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环境要素会对金融生态主体产生不同的环境约束和选择空间,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金融生态主体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中,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的行为特征,最终形成不同的金融生态状况。因此,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也是一个制度结构的安排问题。     

基于中国管理环境的当代企业运行模式

依据宏微观管理环境理论,把广义的中国社会环境收敛至中国管理环境,并从"网络环境信息过度"的结构性影响和"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性影响视角,解构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网络信息文化与中国个性文化的耦合现象及其结构形态,其耦合机理为网络环境信息过度(信息难识性)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文化模糊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暧昧结构形态和运行方式.所谓暧昧原理是指组织及其组织中的人,其真实用意和所作所为与表现形式、言说宣传和所传播的信息,明知道是不一致的、二元的、甚至是相悖的,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说成一致、表现为一致的运行规则.当代中国企业运行于"知"与"行"实际背离又暧昧统一的结构形态,亦即实践与理论、任务与人本、绩效与文化、企业家与成员、企业与顾客的知行二元运行模式,并导致市场交换与市场竞争行为及社会公共与生活行为的暧昧规则盛行.     

组织公民行为动机与负向影响分析

基于广义交换理论、印象管理理论、进化心理学对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影响被众多学者所忽略,将三重理论视角与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相结合,以环境作为变量,对工作家庭冲突与角色超载两种组织公民行为负向影响进行重点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组织公民行为负向影响的相关建议,即加强组织文化与制度建设,提升领导者压力管理能力和环境管理能力,提升组织公民行为正向影响。     

证券市场操纵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市场操纵行为严重危害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在规制证券市场操纵行为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法律规制中没有完善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备,中介机构诚信缺失等.因此,应该完善对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立法规制,证券监管与自律制度,强化中介机构诚信理念和责任承担,严厉规制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使证券市场能够良好运行.     

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原因探究

目前,政府既是旧制度的供给者,又是新制度的创新者。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改革主体,这种角色定位的冲突使政府可能产生失范行为。政府失范行为在各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产生原因可归结为权力寻租、道德迷失、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等方面。     

遵义会址游客的环境行为探讨

正遵义会址景区的游客不良环境行为比较严重,需加强管理和引导,游客对良性的环境行为认知度不够。景区提高管理水平是加强游客管理的有效途径,通过环境行为管理可以改正其不良行为。会址景区可以通过完善景区环境管理制度、加强游客环境教育、建立环境解说系统等措施来提升游客的环境行为。遵义会址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历史遗迹,历来受到人     

我国转型期企业的政治行为合法性问题与规范

中国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经济利益群体,较大程度上承载着这一复杂嬗变的重要制度性特征,其具体的政治行为方式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内容。中国企业政治行为存在合法性的空间。但是,受社会转型衍生的制度漏洞和公共文化嬗变等因素的约束,企业政治行为又潜藏着大量的违规性问题,为社会民众所诟病。化解这一矛盾的路径不应是限制企业政治行为,而是要强化对企业政治行为中政企双方的监督和规范,引导其发挥正效应、减少负效应。     

人际公民行为及其前因和结果变量的研究与评价

人际公民行为是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所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特定的表现形式,指的是同事之间在非工作需要情况下的帮助行为,其结果直接或间接的提高了个人的工作成绩并最终促进团队和组织的运行。文章首先提出人际公民行为概念的由来及其发展,并介绍了人际公民行为结构的发展演化,然后对人际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最后指出未来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的嵌入性分析

组织公民行为从嵌入性角度进行分析,其主要受三方面的嵌入性影响,即经济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的影响。经济嵌入性印证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紧密相关,文化嵌入性由组织强势文化主导,社会嵌入性由人的社会性主宰,这三者最终导致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和强化。     

区域创新环境对创新型产业的作用机制探析

区域创新环境是各主体要素在长期的合作和交流学习中所形成的由主体要素、非主体要素、制度和政策体系构成的多层次的网络体系,它为创新主体营造了组织、信息、学习和文化网络平台,为区域内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条件、支持和环境。本文阐述了区域创新环境的概念及其基本构成,分析了其对创新型产业所发挥的作用,探析了政府在建设区域创新环境中的职能定位,提出了培养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的基本途径。     

基于企业文化视角下的危机管理反思

危机管理在现阶段多元利益主体和环境迅速变化的影响下,已经变为企业需要时刻面对的一种常态管理。然而,我国企业在借鉴西方危机管理理论过程中遇到制度和文化的运行瓶颈,因此,本文从企业文化的视角分析在现有条件下企业危机管理的失范、企业文化对于我国危机管理的功能,以及在危机管理过程中企业文化定位。     

我国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我国资金供给制度、市场环境对我国家族企业的融资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家族企业对外的信任局限使得其在融资时存在顾虑。而银行等投资者对企业的不信任,使企业在有了好的项目要发展时,又整合不到社会资金。信任的双向缺失导致了我国家庭企业融资困难的基本国情。本文从信任这一角度来研究我国家族企业的融资行为,更具有针对性。     

党员现代文化人格对提升党的现代治理能力的价值与养成路径

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一现代政治理念在中国社会缺乏文化心理基础。依法治国对执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要求,落实到每个党员,就需要党员个体具备现代文化人格,即理性思维、公德意识、创新行为、超越精神。党员个体现代文化人格的养成需要健康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要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善待律师队伍;畅通信息渠道,方便个体维权;坚持媒体职业操守,加强精神引领;强化修身,依法用权,发挥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     

社会极端行为的产生及应对策略研究

社会极端行为的发生,具有偶然且必然的行为对象的、行为主体的、行为频率的、行为影响的外在性特征,也具有复杂的发展失衡的社会的、公平正义缺失的客观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制度的、个体性格缺陷的主观的内在机理。如何防范和消融这些极端事件,是当前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从完善危机预案制度、建立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公平机制、建立社会沟通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建立社会心理咨询常态化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六方面,提出了化解社会极端行为的路径。     

谈校园文化对中学生行为文化的内化

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因素下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组织中人们的价值判断,但它不是人们"说的"价值判断,而是人们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行为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文化体现在行为和现象中,行为中体现的价值判断才是真实可靠的,因此行为文化可以产生、诊断和改造.     

我国档案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理性思考

档案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对其思想、行为、表象三个层次的不断分析、研究，客观地评价档案文化价值体系的管理主体、研究主体以及社会主体，以达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发电厂商的策略行为与演化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简称配额制）,是我国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功与否,决定于科学的制度设计。制度具有建构性与演进性,配额制在建构发电厂商策略行为博弈规则的同时,长期中会与发电厂商的策略行为共生演化。本文在构建配额制与发电厂商策略行为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配额制的相关制度准参数对发电厂商策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配额制与发电厂商策略行为的演化博弈均衡,决定于相关的制度准参数（如配额和单位罚金）以及绿色证书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发电厂商的边际成本差额。其中,科学的配额、较高的单位罚金以及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差额,绿色证书市场更为有效,配额制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更易成功;反之反是。因此,科学设计配额制的相关制度准参数并加强其制度环境建设,有助于我国有效施行配额制。     

防范领导干部精致功利主义行为的责权利平衡之方

领导干部精致功利主义行为的实质是"私人式"个体观的表现,其对政治生态、公共价值导向和公共政策执行等具有严重危害性。思想认识偏差、市场经济文化负外部性及干部制度的失范成为其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防范领导干部精致功利主义行为,应准确把握责权利关系,合理配置责权利,并通过完善监督问责制度增强责权利平衡之方的实效性。     

政府行为与贫困的关系研究

造成贫困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所有的致贫因素中,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的贫困是最值得重视的,而政府又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因此,本文主要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行为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探讨政府行为是如何导致贫困问题的产生的。     

执法人员逐利执法行为的生成逻辑——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

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逐利执法行为再次浮出水面。结合舞弊三角理论，从借口合理化、机会和压力三个维度分析执法人员逐利执法行为的生成逻辑，可以发现：执法人员作为公共人和社会人的角色冲突，以及其通过有利比较和责任转移而实现道德推脱，是其实施逐利执法行为的个人因素；执法机关的强势地位和社会监督力量的不足及传统宗族观念的影响，是其实施逐利执法行为的环境因素；“晋升锦标赛”、执法部门财政预算不足等，是其实施逐利执法行为的制度因素。因此，禁止逐利执法行为必须从个人、组织、制度三个层面入手，逐级瓦解逐利执法生存的现实土壤。在微观层面，要以增加违法成本的方式来抑制个人逐利执法的冲动。在中观和宏观层面，要深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组织运行机制改革，铲除逐利执法存在的制度性土壤，如加快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理性预算制度、改变领导干部晋升模式、推行行政诉讼补偿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