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与特点──90年代广东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国际大环境的总体特征，是广东能否加快发展的限制性前提条件。９０年代广东经济发展既丧失了一些优势，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无论国际大环境还是周边亚环境，都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新近崛起的大中华经济圈，其核心是华人经济带、粤港经济圈，它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动力源的主要燃料。只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加强与港澳台、华人经济的合作，充分发挥这一得天独厚的特殊优势，广东就能再次先走一步。     

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基于创业型经济的分析

广东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地缘优势正在减弱,外向型经济显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束缚,广东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随着创业活动水平的提高,中小企业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广东已经具备构建创业型经济形态的基本条件,这不仅符合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集群化趋势,也符合经济增长的动力原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贵州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低、速度慢,而物价指数相对较高,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本投入相对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发展低度化;过分依赖资源禀赋优势,导致"资源转移效应"与"支出效应"等.要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来发展和提升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培育特色农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实现贵州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明清民国时期广东商品经济辐射与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 广东与广西,东西比邻,在地理单元上同属珠江水系流域;在民俗风情语言方面也颇多相同之处,如广西境内使用粤语的人口至少在一千万以上.故而两省区之间横向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素以“两广’并称.但这两省区又有很大的反差:广东是全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省份,而广西的经济发展却相对较为落后.这使两省的横向经济联系突出地表现为广东对广西强烈的商品经济辐射.本文似就明清民国时期(1368年至1949年)近六百年间广东辐射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探,冀对地方史这类研究空白有所填补,对当今发掘省区间横向经济联系潜在机能、搞好沿海地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所参鉴.     

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历史上的战争

美国建国206年来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它的基本历史条件之一在于美国是一个在较长期中相对和平统一的国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并在几次重大战争中扩张了领土,加之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了经济实力。现就美国经济发展与历史上战争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大国的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比较起来是一个有着长期和平统一环境的国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及其战略转型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进入到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工业化进入由中期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资源环境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强约束,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依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面临的转型问题,必须确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战略,形成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以自主创新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新途径,通过体制的综合创新建立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环境。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广东参与CAFTA建设的路径选择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推进了自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泛珠三角是广东参与CAFTA建设中提升内外竞争优势的路径选择,它有利于弥补广东省对外经济战略的不足与缺失。泛珠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经济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的逐步形成,从地缘结构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优化和提升了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核心竞争力,使得广东的经济发展有了广阔的战略腹地和实质支撑,将大大促进广东以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四位数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0～2002年中国制造业四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资料,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中国现实经济特征的分析视角,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比较优势始终是产业集聚的前提基础,且中国的比较优势依然体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规模经济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集中,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而地方保护主义却阻碍了这一态势的发展。     

理性审视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到国民经济众多环节和领域的调整,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拉动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扩张;二是从供给角度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逐渐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三是从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四是在产业链中、低端(中低端产业)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转变到在产业链中、高端(中高端产业)提高竞争能力和形成竞争优势.在以上四个转变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东盟视域下广东生态旅游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加明显。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旅游合作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广东省作为该区域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在中国—东盟生态旅游领域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广东省自身生态旅游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机制不够健全,与国内其它省份相比竞争力相对薄弱,其生态旅游产业亟待大力开发。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探析广东省如何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在互惠互利的条件下,通过区域生态旅游合作整合资源优势、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广东生态旅游业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考察——基于中国与30个国家的贸易数据

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视角出发,运用2000—2017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与30个贸易伙伴国、不同行业出口优势来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中国与3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贸易中,"本地市场效应"显著存在。在外部需求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之外,规模经济优势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扩张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高技术行业由于具备较高的技术门槛和固定资产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更容易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更为明显。(3)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规模经济优势主要是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主导的。在制造业出口中,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优势,而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则更多地依赖资源、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所创造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并不明显。因此,中国应当逐步增强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的规模经济优势,特别是高技术行业出口中的规模经济优势,积极构建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以外的制造业出口优势来源,避免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制造业迁移和"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广东出口贸易比较与竞争优势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坚持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东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广东外贸出口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而保持和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和竞争优势已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健康和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上海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构筑中国经济战略主干线

中国两大经济带沿海与沿长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 ,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支柱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应当将这两大经济带的发展明确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中国沿海、沿江两大经济带上 ,长江三角洲成为这两大经济带的结合部。这两大经济带的结合地区 ,传统经济基础好 ,经济地理区位最为优越 ,集中并叠合了两大经济带的共同优势。在中国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从上海至南京一带 ,有两个都市圈 ,一个是具有国际性的上海都市圈 ,一个是具有相当规模和明显优势的南京都市圈。两个都市圈之间 ,又有沪宁沿路发展轴和沿江发展轴相连接 ,形成两圈与两轴紧密一体的经济高度密集、城市高度密集、产业高度密集的中国经济干线。对这一优势地带 ,应当作为国家战略 ,给予重点推进 ,通过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 ,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战略干线中的主要干线 ,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支撑力的战略骨干部分     

“集优创新”战略——兼论广东“十二五”创新发展思路转换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下,"十二五"期间的创新发展战略应如何定位,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对我国创新战略的选择争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提出了"集优创新"的新思路和过程模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基地,"十二五"期间的广东,可本着这一创新理念,在思想上、战略上、文化上、科技上、产业上、能源发展上、生活品质上不断集聚优势、创新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跨越。     

"''''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24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广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了“‘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研讨会”。来自香港、深圳和广州等地的专家学者约40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对香港的机遇与挑战、香港边缘化、深港进一步融合等议题,现将研讨会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趋势及为香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十一五”规划中,广东经济将实现第二次工业化,而这又将为香港带来崭新的机遇和挑战。暨南大学封小云教授指出:(1)…     

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可以帮助突破地域性限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文基于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CRITIC综合赋权法计算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DE),运用双重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飞速提升的状态,天津和冀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较快,北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2)京津冀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聚集性并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应当注重区域之间的联系,因地制宜,发展地方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引进数字技术人才,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     

清末民初袁世凯发展经济的实践探析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人才、广开利源、发展工业,强调经济的发展环境。袁世凯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广东经济发展的危机与优势再造

广东经济发展的危机与优势再造郁方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革，为地处沿海、毗邻港澳的广东带来了一个最大的机遇，就是率先试点、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尽管中央未提供任何发展资金，却给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被广东用足使透后，转化成经济...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与障碍分析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国内环境,避免技术和资本的锁定效应.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然后分析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障碍与困难,最后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