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试论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反省精神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反省精神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珍视的成就之一 ,它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认识的巨变 ,其文学表现形式主要有激情控诉和冷静批判两种 ,而蕴涵于鲁迅作品中的种种发现则标志着现代文学反省精神的最高成就     

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并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结构。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有三: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政府管理史学;以史为政价值观念的支配。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在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和总结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史学批评的范畴,如:文与质、文与史、直与曲、创与循、名与实、筒与繁、通代与断代、史法与史意,以及德、才、学、识等,这些范畴经历了一个由少而多、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这些基本范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 ,其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在罗马形成了两种民族史的写作范式 ,其一是以政治事件为叙述主线的“李维范式” ,其二是涵盖广泛 ,以博学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瓦罗范式”。到文艺复兴时期 ,兴起了近代民族史 ,依然存在两种写作范式 ,即李维 -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 -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 ,而且开始有融合。1 6世纪法国从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的独特民族史发展道路 ,是两种范式走向融合的重要一步 ,而西方近代史学就开始于民族史写作这两种范式的融合。     

数字史学传播若干特征

数字史学传播与数字文明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媒体社交传播,是各种平台的“交流+互动”式传播,体现着虚拟时代数字史学传播的特征。数字史学所传播的对象是经过数字化技术加工、处理的、无法感知的数字文本,即数据和信息,呈现出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数字时代特征鲜明的数字史学传播。非纸质数字史学载体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内贮存和传播传递,“分享”“共享”、互动等强化了广泛参与性、多样性特点,扩大了传播规模,提高了传播传输速度。多重媒体创造的平台,让数字史学的传播凸显了“媒体、平台、互动、参与”等一系列优势特色,促进了传播的发展进步。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试论希罗多德的史学地位

希罗多德在史学领域大胆创新,提升历史的概念,创立历史叙述体,恰到好处地处理文史关系,并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由他确立的一些原则在西方史学中被传承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希罗多德无愧于“史学之父”的称号。     

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可形成对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对于克服浮躁的不良学风、保证历史学健康、繁荣地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中西方伦理精神的文化殊异

黑格尔有关＂精神＂的阐释告诉我们,精神是绝对对立的统一,是个体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其本质是自由。伦理精神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概念。但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自由却有着不同的含义,而此种对自由的理解偏差就是由于中西方伦理精神在文化传统与文化设计上的殊异而导致的。由血缘与情感、地缘与理性构成的中西方文化殊异也直接影响了中西方不同的伦理精神文化走向———一个创制了民主、自由与法制的理性王国,而另一个则致力于建构和谐的伦理社会实体。     

古代隐士人格对现代艺术精神的启示

隐士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但是他们的人格追求和文化活动却具有时代的超越性。隐士人格中蕴含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其对人格尊严的坚守、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及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等,对当代人尤其是当代艺术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