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限防卫权的质疑

在新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增加规定第3款后,我国刑法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此款规定表明,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施防卫在防卫手段和限度上没有要求,此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笔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此款规定并非无限防卫权,而应为特殊或特别防卫权。     

浅谈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我国刑法关于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地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不受强度限制,并对防卫产生的结果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无限防卫权是相对于有限防卫权而言的,我国新刑法第20条2款是关于正当防卫中有限防卫权的规定。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新刑法第20条3款对无限防卫权作了规定:“对正在进     

略论我国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

为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我国新刑法对旧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作出了有关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这在法律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因此引起了实施上的问题,因此应对无限防卫权进行相当严格的界定和限制。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规定的条款中还存在用词方面的不足之处,应对此进行必要的修改,进一步完善无限防卫权之规定     

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与突破

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放宽了公民正当防卫的限度,增加了对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实行无限防卫的规定。此次修改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和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它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无限防卫权的设立,是非常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只要我们正确、恰当地行使,就能避免无限防卫权的滥用,达到刑法规定无限防卫的目的。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

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和司法适用;认为限度条件不完全等同于“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理解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并对刑法第２０ 条第３款是否为“无限防卫”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谓“无限防卫”的规定。此外,对“行凶”、“暴力犯罪”等规定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     

对正当防卫限度与"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新<刑法>出台后,理论界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的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该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方面.绝大多数观点认为该款规定的就是无限防卫权,也有部分观点对此表示反对.要正确把握新<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权的防卫限度规定,需对新<刑法>第20条所含3款之间的关系、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以及"无限防卫权"的提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有关机构应及早对该款作出立法或司法解释,以统一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适用.     

新刑法正当防卫制度修改的得与失

文章比较了我国新旧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指出经过修改，正当防卫的概念更趋规范、科学；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有利于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确立了无限防卫权，强化了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同时也埋下了公民防卫权滥用的隐患。     

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

针对目前刑法理论界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不同观点 ,在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以刑法基本理论和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根据 ,明确提出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 ,是我国新刑法在原有的普通防卫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新的防卫制度特殊防卫。通过对特殊防卫概念的分析和对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的论述 ,力求统一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理解和认识 ,以利于实践中正确把握和适用     

谈特殊防卫权

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确立赋予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但是,诸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不存在必要限度,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存在必要限度,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对于正当防卫的条款排列不当。笔者对刑法第20条3个条款作了重新排列,既解决了诸学者的不同意见分歧,也进一步说明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合理性,并对特殊防卫的犯罪含义作了具体分析。     

无限防卫权在司法裁量中的困惑--由一案例说起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定了无限防卫权,在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法条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使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防卫不适时等的区分失去了公正的价值标准,给司法裁量带来一定困惑,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性、公正性.本文通过对一案例的分析,对上述条款所确定的无限防卫权提出质疑,旨在强调司法实践中应从严把握无限防卫权的规定,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论逆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及构成要件

人权的普适性、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及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决定了逆防卫存在的正当性。作为特殊情形下的正当防卫,逆防卫在前提条件、主体条件、限制条件等构成要件上有别于一般情形下的正当防卫;逆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与把握也对司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反思与纠偏

根据“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仅当防卫行为造成重伤、死亡结果时,方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此规则虽可给正当防卫权松绑,却无充分理据。其一,“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基础,即“重大损害=重大人身损害”之解释无法成立。其二,“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和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相割裂,其无法从相关论者所认同的“二元论”“主观权利说”和“不法侵害人丧失法益需保护性说”中推导出来。其三,“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在刑事政策上会导致私人暴力滥用等负面效果。鉴于以上问题,应重新解释“重大损害”要件：就其范围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任何个人法益损害都属“重大损害”中的“损害”;就其程度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若为刑法所禁止,便是“重大”的。     

日本正当防卫的新动向

按照日本刑法,针对急迫不正的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而不得已实施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在日本,正当防卫的适用向来存在争论。作者通过列举近年来最高裁判所判例所涉及的问题点,介绍和探讨日本裁判上判例解释的最新动向。     

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刑法中“不法侵害”评价基准比较研究——以客观说和主观说展开

对于“不法侵害”的判断标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普遍认为,只有在不法侵害真实发生的条件下,才存在正当防卫的余地（客观说）;反观英美刑法,只要防卫人有理由相信存在着不法侵害,即可进行防卫（主观说）。但客观说和主观说在处理结论上大体一致。这表明,世界两大法系的刑法理论在不法侵害的判断基准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看法。     

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法上的预防性自卫

预防性自卫是指一国在受到武力攻击前所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攻击,它与国际法上国家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进行自卫的规定是不相符的。但是核武器和恐怖主义等新情况的出现对“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进行自卫的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预防性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却是合理的。因此,应该承认预防性自卫,同时为防止其被滥用,应该确立合法行使预防性自卫权的标准。     

论性自主权之民法保护

性自主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其内容主要包含保持权、反抗权和选择权。我国民事立法对性自主权的规定不足,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全面的民事救济。只有在实体法上建立健全性自主权侵害的民事救济制度,方可真正实现其充分保护。     

论辩护律师的申请权及其法律保障

具有独特属性的申请权是法律赋予律师进行刑辩工作时可以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辩护律师申请权有着存在的理念基础及制度原因 ,有必要对于该权利的如何实现及怎样保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并提出完善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约定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仅规定了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抗辩权,但是债务人能否放弃抗辩权以及放弃抗辩权的效力如何却被学界所忽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比较境外关于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规定,认为在交易活动中应限制消费者放弃抗辩权,否认其约定的效力。我国应对放弃抗辩权的主体进行区分,明确其作出放弃的方式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