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变迁

中国宗教与信仰近30年的变迁,始终围绕着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宗教危机"的社会意义、私人信仰与中国法制建设、宗教消费方式对中国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执政党信仰"的建构与认同等。解决这些问题,对使"宗教危机"转为"宗教转机"具有重要意义。     

刍议中国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宗教》一书不仅论述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也在法学理论层面剖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法律名言令人回味无穷,也将时时引导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让看待处理生活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信仰、上帝和法律三者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法律文化深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濡染。但在西方社会关系中法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伯尔曼的所言:"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来探讨分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现实和法学理论上都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的限度与人文—信仰的空间

本文试图从人本身的先验存在出发澄清“数理科学”、人文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区分与关系 ,并且给出这种区分的根据 ;在此基础上认为 ,数理科学的界限是它本身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客观限度 ,而不是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设定 ,确认这种限度绝不是意味着为科学的发展设置界限 ,而是表明我们必需真正面对数理科学无法解决的那些领域和问题 ;而倡导人文精神也绝不是要人文科学与数理科学争地盘 ,而在于让人文科学回到它本应在的位置上 ,即向绝对意义开放的独立、自由的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自二者产生之后就呈现出了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二者既冲突斗争又相互联系,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本文旨在理清二者的关系,从而为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提出建议,使得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起到更好的作用。     

法律信仰:真实还是幻象

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以及法律意识的形成关系密切.从语源学的视角能够剖析法律信仰之源起.当前,人们对法律信仰问题还存在着多种认识上的误区,对此予以深切考量是奠定法律信仰的理论基础.法律信仰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自身发展规律均是提升公民法律信仰、推进法律文明的重要因素.     

国学热与民族文化信仰建设的思考

＂国学热＂这种现象表现了中国国力日强,国民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但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改革期内在的文化信仰的缺失。社会在转型,文化信仰缺失的人们迷茫、浮躁、唯利是图。在国学热的契机下,以国学思想的精华来充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素质,维护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科学与宗教:一个正在兴起的新领域

科学与宗教信仰一直是西方知识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 ,西方学者对这一复杂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 ,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制度宗教：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机制——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的领域因对西方理论的依赖，而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研究者或提倡西方理论本土化，却又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试图与西方理论对话，但只是局限于说明中国经验不符合西方理论，无法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所以，中国研究领域正被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所主宰：西方化和本土化。如何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这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新理论的前提（黄宗智，2005）。     

宗教与民族的历史关联形态

宗教是一种文化体系,而民族则是社会共同体.民族是宗教的社会载体,而宗教是民族的精神导向.在人类文化的演进中,宗教与民族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应性(parallelism)与伴随性(Concomitance)的历史关联状态.从对应性角度看,几乎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构成中均含有宗教要素,至少有一种宗教形态与民族相对应,这在民族文化定型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伴随性角度看,每个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上,都与宗教具有相伴随发展的特征.分析宗教与民族对应存在的价值与关联发展的意义,是正确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关键,是增进民族文化共识、发展民族事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Hypothesis, Faith, and Commitment: William James' Critique of Science

William James is remembered as the philosopher of pragmatism, but he was principally the founder of modern scientific psych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 most intense scientific involvement James developed a trenchant critique of science. This was not a rejection of science but an attempt to identify limita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ualization of science. In particular, James emphasized the failure of science to understand its basis in human emotions. James developed a scientific theory of emotions in which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in cogni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s central. James' appreci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s in science has continuing value. Nevertheless,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science in terms of its method introduces tensions in his account that an emphasis o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 which he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tends to resolve.     

沧桑岁月激情如歌--沈阳理工大学的历史篇章

对于在沈阳工业学院生活过的新老校友来说,2004年5月13日是一个需要特殊记忆的日子。这一天,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沈阳工业学院正式更名为“沈阳理工大学”。校址的地理变迁、楼宇的拔地而起、办学的国际化决策、名字的彻底变更……沈理工这些变化,让曾经的和现在的沈理工人知道,他们的母校在走过50年的时光之后,获得成了一次彻底的新生。而这次新生,蕴含着多少艰辛、多少荣耀。     

“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

16世纪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在认识论方面做出改进。研究者需要通过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完成实证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切割。作为一门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完成认识论的这一飞跃难度更大,但总体而言仍然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系统总结科学发展史上的一般经验,在19世纪以来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拒斥和清理史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新世纪的历史学才能更加逼近科学。     

科学的权威化与培根时代的文学史构想

文学史的根本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置于一个关于文学传统的序列之中。可以说,作为彻底的现代产物,文学史的兴起与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之间有内在关联。溯源文学史兴起的进程,有必要关注近代科学旗手培根在其间发挥的先导作用。正是培根将个别性事实与普遍性真理联系起来,聚焦于作为经验储藏所的历史领域,使得历史以其新的意义与价值在以科学为主导的知识图景中占据了合法席位;在此基础上,他着力开掘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通过强调文学在历史中展露关于自身的真相,将文学的历史纳入人类知识版图,使之作为人类知识首次成为一种合法的存在。     

战略管理学在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基于文献信息可视化分析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战略管理学开始被引入我国,并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20世纪90年代,战略管理学进入快速成长和积累时期,文献产出数量不断增多。2000年以来,在企业管理实践需求的拉动下,我国战略管理学进入蓬勃发展期,正在建立和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知识体系。通过对该领域科学文献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当前战略管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新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图书馆战略管理与规划、高校战略管理等）,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企业国际化战略,财务战略管理等方面。战略管理学未来的发展,应当重视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向专业化领域发展;强化案例分析方法的应用;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建学术园地,积极推进战略管理学在我国的快速良性发展。     

简论中国近代科学与民主的演进历程

中国近代对科学的学习促进了民主观念的形成,而民主的建立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由于受到传统主从观念的影响,人们开始对两者展开了主从的争论,到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才成为并立的两面大旗。人们之所以要区分主从,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建设的阻力有关,也与传统"道德中心论"有关。我们对先进文化的吸收,不应该区分主从,它是一个全面的吸取过程,每一种理论都只能解决某个领域的一部分问题,面对整个社会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敞开心胸,广泛地吸纳。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     

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

回眸２０ 世纪的西方社会人文科学发展历程,历史学特别是法国的“年鉴派”运动和继后的“新史学”,以其观念和方法论的锐意创新,研究对象和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学术影响,而备受瞩目。号称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的“年鉴派”运动,在西方学术界曾风靡一时,成为一代乃至两代学人的时尚。然而,时过境迁,到８０ 年代末,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和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要求“批判的转折”的呼声日趋强烈,史学“危机”的论争迭起。对“年鉴派”所代表的新史学模式的功过是非的议论和评析,成为西方学术界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创新与寻求更适应社会人文科学本质的研究范型的一个重要话题,其中既有总结、反思和对现状的评估,也不乏关乎史学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在下一个新的世纪中的前景展望和探索,透视出未来学术发展的若干构想和前沿走向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的"历史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具有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但是,马克思毕竟不是学院派的哲学家,其全部理论都服务于他毕生追求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因此,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既要从新世界观(哲学)的本质的意义上去看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又要从"历史科学"的具体内容上去领会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