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2015年是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此,清华大学哲学系特隆重举行金岳霖纪念会、第六届金岳霖学术奖颁奖会和金岳霖思想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国内哲学界的一次盛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论政治思想

金岳霖先生(1895—1984)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1926年至1952年,长期在我校工作,曾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先生逝世一周年时,于1985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我校社会科学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作为主办单位参加。为了怀念金岳霖先生和推动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本刊全文刊登金岳霖先生《论政治思想》一文,此文用英文写成,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1939年9卷3期,中译是第一次发表。     

金岳霖的形上学与人生观

如果以"吸取西方现代思想理念,着重对传统道家思想做出新诠释,并构建了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哲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来作为判定当代新道家学派归属的标准,则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首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金岳霖哲学体系的主要特色以形上学和人生观这两个哲学的永恒主题为核心论题,儒道互补、中西互补。本文主要对金岳霖先生的形上学和人生观进行论述。     

金岳霖思想研究

<正>主持人语:金岳霖先生于1920年代在清华大学创立哲学系,为中国培养哲学和逻辑学人才。他一生探索西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著有《论道》《逻辑》与《知识论》。2015年正值金先生诞辰120周年,金秋十月,清华大学迎来了国内外学者100余人,大家对金先生的哲学和逻辑学思想展开研讨,多有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这里选登三篇,希望从多角度展示金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     

金岳霖《论道》管窥

《论道》是自称为“哲学动物”的我国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凝聚多年心血的重要著作。此书初版于1940年,当时贺麟先生曾誉之“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1987年出商务再版后,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金岳霖在这本书中,认真概括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有机地融合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刻地阐述了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研究《论道》不仅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逻辑进程有较大帮助,而且对于发展我国当代哲学和文化也有着积极意义。本文谨就《论道》的主要范畴、历史贡献等层面作些初步探讨,以求得方家、学者的指教。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沿着金岳霖先生开辟的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道路奋进

金岳霖先生1925年回国,1926年秋,赵元任调入中央研究院,清华聘请金岳霖接替赵元任到校讲逻辑学,不久,金岳霖创办清华哲学系. 金先生首先在中国引进罗素的《数学原理》,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书中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首先在中国学术界讨论了逻辑系统的种种理论问题,特别是讨论了一致性(无矛盾性)、完全性和独立性等元逻辑性质.     

论加字哲学——从金岳霖先生的一个区分谈起

金岳霖先生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分出"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如果把"史"字去掉,金先生的区分就变为"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别。若再把"在中国"这个地域性限定表述去掉,他的区别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区别。这一区别的实质在于:通过加字形成一种加字哲学,从而形成与哲学的区别,具有超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围的、富有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金岳霖的幽默

张申府先生曾说：“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金先生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可先生，不仅腹笥充盈、学识渊博。而且在生活工作中。大有幽默感。于谐趣、调侃，乃至于讽刺中，彰显着他的聪敏和睿智。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金岳霖关于"休谟问题"思想述评

归纳问题并非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即归纳逻辑的哲学问题。针对归纳问题,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解答方案。金岳霖先生对“归纳问题”的解答既有理论上的贡献,也有理论上的缺失。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关注人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研究中国哲学不能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必须注意抓住中国哲学的特色。关注人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西方哲学从存在出发,中国哲学从人生出发。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分,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中,人生哲学以及与人生哲学相关的价值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比较发达,而对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重视不够。中国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人生、安顿价值,从来就没有成为神学的婢女。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

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根据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从而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方东美比较哲学思想探析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合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课题。方东美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直探中西文化精神的内涵与底蕴,他从中西整体思维出发,考察和比较了古希腊哲学和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近现代思潮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体上的造境。他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中西文化的核心,但又难免东方中心论的理论局限。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