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

《聊斋志异》在国外流传甚广,其中翟理斯之英译是《聊斋志异》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以钱钟书关于翻译的"媒"、"讹"、"化"之说加以烛照,可较为全面地阐释翟氏英译的特色。其中,"媒"表征于翟氏译本注释,起着有效传递中国文化媒介之作用;"讹"体现为翟氏出于纯洁化之考量而对原作性描写所作的置换与删节;"化"落实为两个层面,译文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原文洗练优美的文风,译文所觅取文化意象与原文中的文化意象间形神兼似。     

《道德经》的美学特色与翻译

通过比较分析《道德经》原典中的母性之美、辩证之美、玄妙之美以及理雅各、韦利、林语堂和巴姆等多位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中相应的美学传译效果,本文揭示了《道德经》在英译过程中的审美问题,探讨了《道德经》的美学意蕴在英译过程中的再现和表现手法,并指出了今后的翻译传播策略与方向。     

从语义修辞格视角研究《红楼梦》回目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不朽之作,其回目的语言别具特色、异彩纷呈,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本文通过分析《红楼梦》前56回回目中的修辞格及其在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从重复、对偶、隐喻、借代、委婉语等语义修辞格的视角研究原文修辞格在译文文本中＂音形意＂三美的再现情况,剖析译者的翻译手法和翻译技巧,旨在探寻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回目汉英翻译的可行性与翻译限度等问题,以期达到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回目翻译的指导作用。     

圣与隐:两汉《楚辞·渔父》旨解辨异

自东汉王逸始,历代注家多以《楚辞·渔父》旨意为渔父劝隐而屈原不从。详细对读该篇原文与《楚辞章句》可以看出,上说似不自洽且与屈原、渔父二人立场自陈存在断裂。原文中双方论争的焦点不在仕与隐,而在圣人入世当与世推移还是不流于俗。王注之前《渔父》已见流传并受到关注,该篇与《淮南子·氾论训》《论六家要旨》《史记·伯夷列传》等西汉前期语涉圣人之道的多个文献存在文本交叉现象。在此语境下,渔父与屈原的对话指向通变立功和不变立德两种圣人之道的碰撞,西汉有关屈原的评价也多本于此。二百余年后王逸对《渔父》隐逸旨意的解读,或意在导扬屈原之淑身淑世以回应东汉中后期士人隐遁避祸的风气。《楚辞·渔父》意指在两汉的转变彰显出屈原正道直行的思想胜利和道德坚守的时代价值。     

《楚辞》之崇香及先秦香文化

《楚辞》①富有浓郁的崇香情结,诗作者喜欢提到佩香、饰香、赠香,且十分依恋和推崇芳香的植物,以香为诗,以香喻美好形象、气味等.从《楚辞》可见,人们对香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且歌之咏之,托之寓之.《楚辞》如此痴迷于芳花香木,其原因是背后有一个崇香、爱香,以香为美的香文化土壤.而现代考古之地下出土文物以具体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先秦时代香文化美而庄严的背景和历程.     

《易经》英译的诗学探究

《易经》是一部极具文学性兼哲理性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作。《易经》因文本的特殊性而导致了其在字词、句式和修辞层面的翻译难度。因此,语言文字层面,应该注意上古时期文字的特点,在准确把握文字训诂同时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心理等因素;句式层面应该注重译文对原文的节奏和韵律美的重现;最后还要在修辞层面做到准确把握《易经》卦爻辞中所隐藏的内涵,真正体现其精神思想和实质。     

葛浩文英译《浮躁》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转换.以贾平凹乡土小说《浮躁》及葛浩文英译本为切入点,以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为基准,探究葛浩文对《浮躁》原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适当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能使译本在保持原文风采的同时关注到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而将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并为之所理解和接受.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林语堂的中庸观在其译作中的审美再现——以林译《浮生六记》为例

林语堂的汉译英作品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普遍欢迎,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极力秉持的中庸人生观对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影响。林氏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因为与之有精神上的契合和情感上的共鸣,在翻译过程中,他时而走进作者,时而走进读者,以其深厚的文化和文字功底游刃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在“半里乾坤”中演绎着翻译的和谐之美。     

朱光潜翻译实践和思想述要

朱光潜既是美学大师,也是翻译大师。他早年在欧洲留学就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作为中西文化的合璧者,他精通多种外语,曾翻译选编我国第一部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言论;为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了大批西方文献。他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及维柯的《新科学》,是其翻译生涯的两大里程碑。他的翻译思想丰富,主要表现为:翻译者要具备中文、西文和素养三个条件;翻译是学好外语的最好途径;翻译应忠实原文;翻译要克服不正之风。     

论《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差异

萧乾、文洁若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和金陡的《尤利西斯》中译本是同时代产生的,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两个中译本,但这两个中译本在遣词造句、文体风格：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的翻译处理上,都呈现出了巨大差异和不同特点,充分反映了三位文学翻译家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为接近原文、再现原著精神风貌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显著差异表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对原作者的态度、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者的具体语言操纵等方面的主体性差异是决定两个中译本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楚辞英译若干问题的商榷

在《楚辞传播学与英语语境问题研究》一书中,杨成虎、周洁两位先生对中国译者的各种楚辞英译本进行了评论。该书有关楚辞英译的不少见解甚为偏颇,且违背了学术批评的规范,有必要与作者进行探讨与商榷,以明是非、正视听。就不同见解和做法所进行的探讨包括《涉江》、《离骚》等篇篇名的翻译,某些诗句、诗节的解读,若干翻译的理念,以及翻译批评所应采取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等。     

散文风格再现的策略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文本为例

在散文翻译的过程中,为译出原文韵味,风格的重要性不亚于内容。从风格翻译的角度出发,对《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作品中两种语言的风格特征以及相应的翻译技巧进行抽样调查和分析,以期对今后散文的汉译英工作有所启迪。     

典籍英译的美学思想与译者的审美取向——以《茶经》《续茶经》英译为例

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姜怡、姜欣两教授以《茶经》《续茶经》英译为研究个案,从美学视角分析译者怎样把握“美译”的内涵。探究典籍英译的美学思想和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审美取向,不难发现,译者选用或清新、或朴素、或凝练、或俭约的语言在译文中重现了原文的词句美、音韵关和篇章美,塑造了茶典籍英译的独特韵味。     

会话合作原则视觉下显化与隐化翻译——以《红楼梦》霍克斯英译本为例

翻译是译者与原文作者及意向读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有鉴于此,文章立足于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以《红楼梦》霍克斯英译本为例,讨论译者在确保"质"的前提下,如何显化或隐化地处理信息的量、信息的关联性和表达方式,以便译文读者获取理想的认知效果。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二十世纪《楚辞》英译方向性及其影响考察

翻译方向性是译本接受程度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探究《楚辞》英译方向性与译本接受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提出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双向交流,实现从一厢情愿的译出或者译入向二者结合的良性合作转变,达到中国经典文化真正“走出去”。     

翻译中的超额与欠额现象

超额翻译系指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大于原文的信息量;欠额翻译则指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小于原文的信息量。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文化渊源炯异,因此在英汉互译中,很多时候都会有超额与欠额现象,“等额”翻译在某些情况能够实现,但多数情况下只是个理想。不过,随着中西文化彼此渗透与融合,逐渐趋同的进程,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会逐渐减少。     

译者的定位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基于《阿Q正传》三个英译本的统计分析

文章通过自制小型翻译语料库,对<阿Q正传>中所有文化负载词及在三个英译本中翻译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包括2009年拉弗尔版,1990年莱尔版和1956年杨宪益戴乃迭版,指出在翻译目的指导下,译者对原文的定位、对时代的定位以及对读者的定位影响译者的文体和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理论视阈下古诗英译解析——以《望月怀远》三个英译本为例

根据生态翻译理论的观点,译者在古诗英译中应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对翻译生态做出适应性的选择和选择性的适应。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选择转换,还要使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得以实现。在此以《望月怀远》三个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翻译理论的＂三维＂转换角度出发,探讨该诗歌英译本的得与失,寻求最佳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