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可行能力”与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可行能力”是一个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经济学范畴。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官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缺乏“可行能力”，难以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西部民族地区的个人可行能力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利益表达、经济参与和社会机会，以此来考察西部民族地区的个人可行能力的状况。     

经典、民情与见识——《论语》中的“负面思想”辨析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文艺学“当代形态”的理论设想与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效地吸收利用现有的文学理论资源,走有中国特色“综合创新”之路的文艺学创构。这是董学文、狄其骢等“当代形态”论者所执著追求的。“当代形态”文艺学从设想、吁求、论争、建构到取得阶段性卖绩,是与这些学者的坚持努力分不开的。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从“当代形态”建构到文艺学学科反思,“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路。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族文化建设--以民族文化丛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的分析与启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阶段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大力加强民族文化建设 ,对于祖国西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 ,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实际意义。民族文化大型丛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的拍摄、制作 ,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实例。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传播生成经典,经典与传播共生——《刘三姐》文本传播的生态及其规律探索

经典是时代、地域、民族审美文化的整体概括,与文本传播关系密切.壮族民间传说<刘三姐>作为在传播中生成的经典,有其生成的生态环节,也有其特殊的传播模式与传播规律,文本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经典与传播相生共发的内在生态关系.<刘三姐>传说的民间口传文本孕育了经典,戏剧文本聚形了经典,影像文本则造就了经典,最终在传播中生成经典,并且使经典与传播共生,创作、传播与接受三位一体,实现了<刘三姐>整个文本的立体超循环发展.     

黑格尔的民族精神理论及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

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一般原则,也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在精神原则。黑格尔从民族精神与世界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等不同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比较系统与全面的阐释,为我们从国家与宗教等角度探讨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建构问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一种类型的新与变:从“红色经典”到“谍战剧”

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在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书写和类型化策略诸方面的表现与运用上呈现出全新面貌,最终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类型取代。具备商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在高潮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但只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纠正对正史的歪曲和戏说,避免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达到类型的突破和创新,谍战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改造与重塑——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戏子”群像及其功能性特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人面向工农兵作最民间的写作,要让不识字的战士、工人、农民也能通过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等方式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接受者。主流文艺政策对"戏子"的改造与形象的重塑影响深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纲领性的文艺政策统帅了解放区乃至当代文学,也渗透到表现"戏子"生存状态的作品中。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为作家们开拓出另一种表现空间,文学作品中的"戏子"形象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重新塑造。     

毛泽东早年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伟人早期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毛泽东在其早期的书信、诗歌和著作中体现了他争取变革的勇气和复兴民族的梦想。他认识到，在彼时的中国，彻底的、革命性的变革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而开民智，开无产阶级之民智在当时急需变革的中国尤为重要。同时，最大范围内的民众联合亦是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今天，有必要重温伟人的早期文稿，重新感受领袖的历史使命感，希望唤醒新一代青年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言语媒介系统与文本的经典化——以《三国演义》的传播路径为例

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化进程的考察,理应将文本内外的言语媒介系统纳入其中。以《三国演义》的传播路径为例,围绕小说文本所形成的"士人"言语系统和"草根"言语系统,均在其经典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以诗词骈文、史传文学等"雅言"为代表,充分体现了经典文本的言语媒介系统借助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所能产生的传播效应;后者则在更宽泛视野中将儿歌童谣、歇后语、谚语及曲艺脚本等"俗语"涵盖其中,为中国古典小说文本的传播及其经典化提供了远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二者在文本内外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媒介环境,既为文本的传播提供了更具现实效应的媒介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本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主体。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将成为考察文学文本经典性的重要依据。     

孙绍振的美学之“酷”和经典之“眼”——兼论与夏志清经典之“眼”的相关重叠

孙绍振在解读诸多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本身，如今也成了经典。谓予不信，建议认真读一读孙氏最新著作《演说经典之美》，有眼光的读者读后可能会大致以为此言不虚。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演说”经典也是演说，除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孙氏演说的精神风采之外，     

《哲学的贫困》文本价值与当代启示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双重经典,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著名学者马雷什、费多谢耶夫、卢森贝、维戈茨基等对该文本的思想内涵加以深入审视,认为该文本是马克思思想的里程碑.梳理并分辨诸学者对该经典的解读,对我们理解<哲学的贫困>的历史价值并生发其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