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比兴、物感与刹那直观——先秦至唐诗思方式的演变

从先秦至唐 ,诗思方式经历了从类比联想渐次向刹那直观演变的过程。比兴为古代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 ,它们是类比联想思维的产物。然而古代艺术水平最高的诗歌却并不以比兴见长。汉代以来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 ,体现了自然的变迁对诗思重大的感发作用。魏晋以后 ,在“声色大开”的背景下 ,“物感”的经验引导了感知优先于抒情的诗学倾向。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即是证据。玄学和佛教转变了古人的时间意识 ,时间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标志 ,而是空。空的时间意识为以静观动的刹那直观提供了基础。比兴不再必须。王维的山水诗以空观色 ,山水在刹那直观之下 ,成为纯粹现象。意境于是诞生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

一“马政”一词最早见于《札记·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该书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则萌芽于商代.商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传说相土(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用以负重.“商代立国后,继续大量驯养六畜,而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以其作为祭     

经学的比兴与文学的比兴——《文心雕龙·比兴篇》新说

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刘勰区分了比义和比体,扬比义、贬比体。此种论述与汉代经学的比兴论不同,比、兴均为诗之六义,不存在价值的高低。刘勰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他以辞赋为考察对象,故刘勰提倡"宗经",也和汉代经学的经典观有明显区别。注意到此种区别,对于把握〈比兴篇〉、〈宗经篇〉的涵义及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问题,将不无启迪。     

比兴、象征与意象

本文以象征为中心阐述了如下三个问题:一、简述赋比兴;二、从语用角度分析比兴如何转变为象征;三、阐释象征与意象的关系。     

论刘勰的比兴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中,《比兴》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重新为比兴下了定义,划分了比兴的种类并论述了其特征;从创作论的角度认定了比兴发生的时代变化。他的文学观,贵在反对当时文坛上的浮靡文风,其比兴说与前人相比有了质的超越,暗含了时代文化进步的核心意义。     

《毛诗》“比兴”说《诗》刍议

<毛诗>的"比兴"说<诗>,构成"比兴"诗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哲人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汉人政治人伦精神之体现.<毛诗>的"比兴"说<诗>,以"兴"为重点,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以"兴"为喻,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教化功能,一是将"兴"解释为"起",重"兴"的生命感发功能,这对后世诗学将"比兴"作为诗的最基本的阐释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试论朱熹的比兴观

朱熹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比兴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从文学创作和表现手法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给比兴所下的定义在形式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且首次系统地标明了赋比兴,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具体区分了比和兴.     

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

中国西部以纵深广袤、民族构成复杂多变而成　为历代封建王朝制定边疆政策的重点，因此从秦汉至明清，无不从政权设置、笼络上层和发　展生产诸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考虑，经过两千年漫长的经历之后，西部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　切，封建王朝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成功的西部政策。     

秦汉时期饮食经营策略

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饮食商业种类较之前不断增加,这都与当时饮食经营者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密切相关。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注重商品质量等经营理念,自有品牌、美女当垆与其他形式的广告宣传,预测行情看准时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经营策略。考察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策略,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经营者的心理及其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民风民俗等,而且对我们当下的经营者也有很多启示。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考察其流变,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神仙观念的由来、变迁和在秦汉的传播

人类长寿的渴望是神仙观念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神仙观念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一系列变化。首先,神仙观念在产生之初的彼世色彩淡化,神仙观念与长寿愿望合流;其次,神仙观念在世俗化过程中开始走向普及。汉武帝对此影响最大,他重祭祀,好神仙,并把求仙的领域扩大化,这一切无疑助长了民间神仙信仰传播。     

元代佛门的义学传承--天台宗

与昔日教创台贤之气象相比,元代的义学已可谓强弩之末。但是,学贯三教、振玄发微之人宗大匠,则所在皆有。台宗后人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山家、山外之争以后,对义学的兴趣已普遍不如其前辈浓厚,天台祖道与净土法门并行,或将禅宗的接人方式、说法风格乃至禅林规制直接援入台宗讲院的做法,比比皆是。有元一代,承绪天台宗法脉的主要是“四明三家”中的南屏梵臻系大德,特别是北峰宗印门下三大高足剡源觉先、桐洲怀坦、佛光法照的传人。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汉英翻译中的异化策略

探讨了后殖民主义视域下汉英翻译中的权力话语,认为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有利于我国赢得平等的权力话语。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四种翻译方法,期望能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从出土秦律看县“令史”一职

出土秦律翔实的史料,证明秦朝县令史不仅是县令的属吏,也是丞、尉的属吏,其职掌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县级"长吏"所管辖的事务;还证明了令史与史有直接隶属关系,并可称为佐,而且与狱史是同官异称。在普遍设县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周秦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主要过程——一个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分析

周秦间的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采用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此间的土地制度变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周秦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主要过程表现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地位升降与土地产权的不断变化,变革结果是土地国有的建立与土地私有的兴起,尤其是大土地私有制的蓬勃发展,为秦汉间的土地制度变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