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

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蒋琬。他早年便深受诸葛亮赏识,被誉为"社稷之器"。执掌国政后,坚持"以安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发展经济,调整战略,安定民生,协调君臣,维护了蜀汉的稳定,做到"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堪称继武诸葛亮的一代贤相。论历史地位,他应该高于姜维;而其执政理念,更是永远垂范后世。     

诸葛亮治国之道对治学之道的承袭及其偏离

诸葛亮未出隆中时是一介书生,自有"观其大略"的治学之道.由于人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当诸葛亮走向政治舞台时,其治学之道无疑会对他的治国之道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以刘备驾崩永安为分界点,前期治国之道主要承袭了治学之道的精神,后期则有所偏离.这种差异使诸葛亮的性格前后也有细微的变化.     

诸葛亮与《管子》

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中,是别具一格的。本文从诸葛亮思想形成、政治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世治国之方略与《管子》一书多有契合。诸葛亮与刘备、刘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他坚持“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法治原则,建立注重民生的法律框架,采用抑制君权的行政措施等,都能在战国齐法家的主张中找到依据。诸葛亮以《管子》作为自己政治运作的指导,是他治理蜀汉的一大特色。     

近二十年来国内诸葛亮研究概述

章总结了自1985年以来国内诸葛亮研究的基本概况。作认为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展的诸葛亮研究是改革开放、学术繁荣的标志之一，由此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学术研究队伍，相继涌现出一批以研究三国与诸葛亮而知名的专家学(以临沂、成都、襄樊、汉中等地最为突出)。章在梳理近20年该研究选题多元化的基础上，指出诸葛亮化遗迹研究与旅游业开发已形成良性互动，并预见与诸葛亮化研究相关的各地旅游业还将由之更加兴旺发达。章还特别对《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自创刊来常年坚持开设“三国与诸葛亮”的特色栏目给予了充分肯定。     

论诸葛亮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为刘备制定了两步走的外交政策,即“联吴抗曹”和“联吴伐魏”,此政策之“得”就是“联吴抗曹”使刘备基本实现了占据荆、益二州,鼎足天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政策之“失”在于蜀汉政权建立后,诸葛亮没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而依然坚持“联吴伐魏”的外交政策,使蜀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     

能力来自于信任

诸葛亮初出茅庐 ,随刘备于新野 ,魏军进犯 ,刘备问退兵之策 ,诸葛亮说 :“主公有多大胆 ,亮就有多少计谋。”刘备赋于诸葛亮统领大权 ,挫败了多于自己数倍的魏军 ,赢得了发展的机会。此事为后世佳传。倘若刘备不把权力交出 ,诸葛亮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用的 ,能力没有表现出来就等于没有能力。可见能力源于信任。刘备和诸葛亮的这段佳传对现代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说也是同样受用的。许多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 ,长期的实践工作使他们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 ,而这些经验在实际的工作中也似乎屡试不爽 ,因此一些管理者养成了对下属存在一定程度…     

诸葛亮在人事上的苦恼与过失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历来评论很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然评论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唐人薛能把诸葛贬得很低,宋人王安石也同意他的观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诸葛亮给予了适当评价,“蜀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难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     

咸承诸葛成规的蒋琬、费祎

诸葛亮死后,相继代他执掌蜀国军政大权的蒋琬、费(礻韦),是诸葛亮一手培养并委之以大任的人才.蒋琬初为广都长,“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刘备不加察,要问蒋以罪,诸葛亮不轻率附和,请于刘备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备从亮议,只允蒋官,不加罪戮。之后,琬果如亮之所言,把所主管的事情做得很好。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诸葛亮形象的道家化及其影响

元代以来,戏曲、平话中的诸葛亮,都以道士形象出现,影响至今。历史人物诸葛亮,治国主张、修身养性理论、选读的书籍,乃至其出生地,都可以看出其所受道家文化的影响。     

为诸葛亮析疑辩诬

本文针对近年来批评和责难诸葛亮的三个问题予以辨析。认为：（1）“三顾茅庐”事实确凿,本无可疑;（2）“借刀杀关羽”毫无根据,完全站不住脚;（3）综观其战略战术、统率能力、改革创新、军事实绩等,证明诸葛亮当之无愧地堪称一流军事家。     

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

在满载着诸葛亮丰功伟业的蜀道线上,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大诗人通过武侯祠或者相关历史遗迹,赞颂诸葛功业,抒发人生情怀;蜀道线上武侯祠的修建和唐碑的镌刻,不仅反映了唐代政治对诸葛亮智慧的需求,而且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将诸葛亮推向神坛的壮美历程;蜀道沿线的武侯祠是千百年来传承诸葛亮信仰的圣殿;蜀道唐碑是岿然屹立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的诸葛亮信仰丰碑!     

切——武侯祠楹联之重要特征

本文通过对中国一些武侯祠的楹联进行介绍,并同关帝庙楹联等相比较,指出武侯祠楹联的用典及思想内容不约而同地符合传统文论"切"的标准。各祠楹联所述之语一般切合历史上诸葛亮在当地经历的某些事件,表达了人们对诸葛亮的崇敬。楹联之所以体现出"切",是由诸葛亮原始形象、楹联作者的身份学识这两方面决定的。文末还论述了当今一些武侯祠因互相翻刻楹联,而造成同一联在新地方不能表现出"切"的艺术特征。     

《后出师表》相关史实考

对诸葛亮《后出师表》,人们提出各种置疑。《后表》叙事是否有史实根据,是其焦点之一。笔者考查有关文献后,提出以下看法：《后表》叙事与历史文献所载史实基本相合。其中有矛盾处,如：赵云卒年不合问题,是因为史籍记载时有错误;阳群等人事迹不另见于《三国志》等书,是因为史籍所存有限;祁连难以落实,是因为古今地名演变;李服、王服不分,是因为人名笔划讹错;南阳、乌巢、潼关,容易识别;北山、黎阳、巢湖,不易分辨;夏侯、关羽,事迹昭著;刘繇、王朗,资料隐晦。凡此各种情况,颇费斟酌。拨云见日,《后表》确为诸葛亮之作品。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后出师表》真伪考释

有学者对诸葛亮《后出师表》提出置疑。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一、《后表》虽不载于《诸葛亮传》,但见于《诸葛恪传》;二、《后表》不是张俨、诸葛恪伪造;三、《后表》用语与诸葛亮习惯用语符合;四、《后表》立意与诸葛亮行为一致。由此可知,《后表》是诸葛亮的作品。     

诸葛亮北伐的争议及其才能质疑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立足于唐宋诗词的考察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智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葛亮北伐功业的标志之一,是其"名垂宇宙"的文化符号之一。唐宋诗人常常将"木牛流马"与"八阵图"视为诸葛亮智慧的象征和最伟大的发明。唐宋诗人在描写木牛流马时也是常常与诸葛亮北伐联系在一起。唐宋诗人不仅将木牛流马看作是诸葛亮的杰出智慧,更将其作为诸葛亮坚守信念、统一天下的文化符号,"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诸葛亮木牛流马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文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士临戎驾木牛",进一步强化了诸葛亮在文学作品中的智慧形象。     

诸葛亮与天师道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禳星形象的塑造,渗入了天师道的民间文化。事实上,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盛行于琅邪及东南沿海地域,不少政治家都师从天师道。而诸葛亮的籍贯、爱好、婚姻、政治生活等,也都与天师道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