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视觉传播的逻辑与进路

"中国梦"是新时代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采用视觉化方式讲好"中国梦"是顺应读图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国梦"的视觉传播契合读图时代的受众需求,"中国梦"内涵的丰富性和抽象性要求创新传播形式,视觉技术发达使"中国梦"视觉传播成为可能。"中国梦"视觉传播呈现出多元传播主体参与、媒介空间"超真实"融合发展、视觉形式创新运用、内容制作奇观化的境况。"中国梦"视觉传播存在政治宣传模式犹存、文化差异与多元解读造成信息理解偏差、庸俗娱乐化内容频现等问题,应该充分调动各类传播主体的参与热情,增强传播语境的适应性与融入性,营造清朗的"中国梦"视觉传播生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升"中国梦"的号召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减退与乡村原子化

中国的村民选举是国家权力从外部输入的,村民选举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推动"的特色。这种权力嫁接式的民主与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磨合期,所以村民选举在乡村政治文化领域还造成了很多的碰撞和不适,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村民选举过程中的传播失效或传播负效果,正在伤害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耗散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要想让村民选举不再伤害乡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乡村社会结构上进行必要的纠偏与调整。     

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梦

话语权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创造、表达、传播和运用话语来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话语主导权,它是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梦"的提出,创造了凝聚共识的新话语,设置了世人瞩目的新议题,凸显了价值引领的主导权,在增强国家话语权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实践中,是富于开拓性的一项工作。从话语权的视角来深入研析"中国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孝文化视角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其调适

"价值冲突"可谓是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境遇最深刻和最典型的表述,而"孝"恰恰处于冲突的中心地带和节点区域,是解读冲突状态的一个恰当的"视窗"。"孝"作为元共识的整体性式微、作为"重叠共识"的非均衡性发展,以及在实践层面的双重演化,充分折射了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冲突的复杂性、深刻性。面对复杂的冲突局面,任何单一、生硬的"价值规范"都是徒劳。我们需要构建包括元共识(态度性共识)、主导性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愿景共识(中国梦)在内的整体性共识格局,从而实现对冲突的调适,达致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     

媒体融合背景下“两会”报道的奇观化呈现和情感化叙事——2019年全国“两会”新媒体报道分析

"奇观"是美国传媒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从法国学者盖·德堡那里借用并转化的一个概念,用以指称"形象增值""视觉主导"的时代特征。政治传播的目标是制造同意,达成社会共识。在我国的政治传播领域,全国"两会"报道是新型主流媒体通过媒体融合创新传播实践的重要场域。通过对新型主流媒体2019年全国"两会""爆款"产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传播转型过程中,新型主流媒体普遍采用了奇观化呈现和情感化叙事的策略,冀图借此改变过往姿态僵硬、语态生硬、载体技术落后等弊病,从而在政治传播中达到有效传播,形成共识的目的。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中共引领乡村革命与改造的"社会组织化"策略 ——基于1920—1950年代农民协会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建的历史分析

在引领乡村革命与改造的过程中,中共娴熟地运用了"社会组织化"策略,借以最大限度地延展自身的组织力量,实现重塑乡村社会的理想.所谓"社会组织化"策略,即是指借助多重机制和手段,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特定形式的群众性社会组织,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展开集体行动.在推进乡村革命方面,"社会组织化"策略的实践应用主要体现为农民协会的创建,而在推进乡村改造方面,"社会组织化"策略的实践应用又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二者的创建结果成功地帮助中共将农民普遍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空前的乡村革命与改造,进而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